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刍议

摘要：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在全球环境形势严峻和中国环境问题严重的今天，加强中国环境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从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反作用以及人类有关环境的思想和态度等方面提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许多课题，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研究。在具体研究中，要下大力气整理相关史料，同时要全面开展每一专题的学术史考察，以便在此基础上拓展新方向、研究新问题。

关键词：环境史；中国近现代环境史；自强运动；开滦煤矿；工业化；环境问题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3-0140-04

一、加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的地理大国，中国环境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和演进的历史。

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国先民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不断地从河湖之滨和平原地区向草原、沙漠、山地、丛林和海边拓展、挺进，在社会和文明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使得这片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近代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在“欧风美雨”强烈刺激之下，中国自然环境状况与大地景观发生了巨大改变。据《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的总结，促使中国传统环境变化的新因素中，突出的有如下四类：1、包括铁路、柏油路、橡胶轮胎推车与卡车在内的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2、1870年以后煤矿、铅矿、铜矿等近代采矿业以及冶铁、纺织、榨油、磨粉等工业的发展；3、旅居海外的中国企业家、西方传教士、美国农业科学家等将新的农作物耕作和动物饲养技术的引进；4、晚清和民国时期政府的经济剥削和社会侵害加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社会和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旧城墙被推倒以让位于新的发展”，外来势力影响明显的上海、天津、广东及其他一些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工商业中心，本土的许多动植物品种被取代或消亡。与此同时，不但包括洪涝、干旱和流行病在内的自然灾害频发，危害惨重，而且伴随着矿业开采、工业和城市发展而来的资源破坏、水体和空气污染以及城市公共卫生等新问题也已出现，并有恶化趋势。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西方列强从东北到西南对我国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掠夺及其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外国在华企业和民族工业的“三废”排放问题以及内地居民“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等迁徙、谋生行为所引起的环境与文化变迁及冲突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百废待兴，加之不利的国际环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重建和赶超的热情中出现了种种不当和失误，结果给自然和社会造成了较为严重甚至长期的负面影响。美国学者夏竹丽的《战天斗地》一书，即研究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对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集中出现，造成了“有水皆污”、“逢雨必酸”、“企业偷排废水、弄虚作假现象十分严重”的局面。近年来，媒体频频报道的长三角“一触即发的化工积怨”进一步令人警惕。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不啻为一种挑战，考验着我们的应对智慧与能力。

对于上述这样一部中国环境史，研究者在涉足很多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从而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有西方学者认为，对于与中国环境史有关的各领域研究，中国的强项在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此即所谓“自然科学导向”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其研究旨趣在于技术分析，而不是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而中国学者对学术界关于自然灾害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的指陈，同样适用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当然，在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内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者都比较重视对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研究，已取得喜人的成就。相较而言，对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在全球环境形势严峻和中国环境问题严重的今天，加强中国环境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其实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突出包括近现代环境史在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地位，增强史学工作者的环境意识，进一步密切历史学与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另外，如何认识和利用环境史的知识与理念，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把握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深层次的促发因素与矛盾，以进行更加有益于环境和社会的技术开发，做出更为公平合理而且可持续的环境决策，也是实际工作领域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有鉴于此，加强中国环境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二、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的一些课题

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一些学者已从区域和专题等方面展开了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工作。譬如，有人努力尝试从环境史角度看待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型式问题，提出“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野从平原扩展到山地、高原、森林、水系，从其相互制约彼此作用的整体联系中考察华北农村市场变迁的特质”之创见。有人致力于以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为主题，探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生态环境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特征。还有人研究了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对环境的影响。不过，如何从总体上认识中国近现代环境史并建构研究框架，在中国史学界还鲜有讨论。迄今，笔者仅见到北京大学包茂宏于2004年在梳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时，尝试将中国环境史分为古代(传说时期至1840年)、近现代(1840至1949年)和当代(1949年至今)三大段。基于中国近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突出特点——古今中西交汇和碰撞、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影响等，同时参考国外学者对世界环境史的阶段性变化及其依据的一些认识——如殖民主义可作为环境史的分水岭；在向煤炭时代转变中现代经济模式之重大转折的起源已隐约可见；对环境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环境问题之性质的根本转变，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等等、。可以认为，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开端是合理的认识和构想。当然，直到19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环境史的转折性变化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触发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爆炸性事态”，使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开启了中国人受屈辱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到1860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又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个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随后，欧美海权国家和陆上国家俄国，从南、北两个方向步步紧逼，构成对中国的夹击

之势。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生存危机之中，走上艰难的救亡图强之道，中国环境史也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重大转折的端倪。这一时期开始的自强运动可作为其转折的标志。

自强运动历经三十余年(1861至1895年)，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领域在内的全国规模的运动，由此呈现出一幅近代中国人奋力拼搏的生动画面。而这一运动，作为一种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虽然没能撼动旧制度，但恰恰因为它只采纳西方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文明，变革范围局限于火器、船舰、机器、通讯、开矿和轻工业，其影响反而首先并主要呈现在地表景观之上。上文述及的近代交通与西式工矿业的兴起，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发展，即是其明显的表征，它们给中国环境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样，将自强运动作为中国工业化开始的标志，明确它在中国播下现代化的种子，从而具有许多深远影响的时候，也应认识到，它使人们开始以与农业时代不同的方式、规模和程度作用于自然，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危害。譬如矿山、铁厂等工业以及铁路的建立，在提高生产力和加速交通运输的同时，会造成与农业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资源损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至于自强运动中“开明派”和“传统派”在学习西方与维护传统方面的争执与矛盾，一定意义上也是近代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科技文化时，对人与物、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认识开始变化的反映。因此，从环境史角度可以赋予自强运动以新意，它使中国环境史开始迈上人类以机械力干预自然并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为基础的能源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转变的道路。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环境史的一部分，对中国大地的改造以及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慢慢地被改变，西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得到认可和推崇。结果，不仅中国的社会性质在转变，而且中国的自然和文化景观也有了变化。尤其是，中华文明在长期的环境适应中产生的与自然相处的生存智慧和地方性知识一步步被贬损，建立在不同生态环境之上的文化多样性也逐渐被削弱。就此而言，今天在理解李鸿章所言西人将世界连成一气实为“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不仅要把握其中的社会和思想维度，而且要加进自然环境维度，尤其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它们之间深层次的、广泛的相互作用关系。

依据上述历史背景，结合国际环境史研究和发展的动向，效仿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构想及其尚待深入之课题的论述，对于1840年以后的中国环境史或者说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大体可以从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反作用以及人类有关环境的思想和态度等方面，提出如下一些课题：1、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影响；2、疫病及其社会影响；3、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4、野生动植物分布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5、人口变迁与环境和社会；6、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环境变化；7、矿业开采与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8、森林大火、林木采伐与环境和社会；9、工业发展与环境问题及其影响；10、水利建设与环境和社会；11、铁路建设与环境和社会；12、城市发展与环境和社会；13、海洋环境与资源利用和海洋污染；14、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环境问题；15、战争、革命及其环境影响；16、旅游业与环境问题；17、国际贸易和危险废物的转移入境；18、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环境问题治理经验和突发性环境灾难应急机制；19、中国环境立法、环保决策和政策实施的历史轨迹；20、西方科学技术观念的传入及其对中国自然和社会的影响；21、卫生观念的变化和人居环境的优化；22、近现代思想家的自然观念；23、族群与环境感知、态度和观念的差异与影响；24、以环保NGO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与行为；25、环境知情权概念的引入和环境信息公开化的推进，等等。

在这些课题中，有一些是古代问题的延续，有一些则是近现代新出现的问题。每一课题之下，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有待深入拓展的子课题。譬如，中国近现代战争、革命及其环境影响这一课题中就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尤其需要加强有关列强侵华战争对中国环境之破坏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揭示了日本细菌战对中国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和破坏。

三、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的先期工作

对上述课题，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研究。在具体研究中，有以下两方面工作应先期进行：

第一，要下大力气整理相关史料，包括进一步挖掘已有资料的新内容。譬如，针对“矿业开采与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这一课题，就需要整理档案、地方志等资料中有关矿业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气候走势、动植物分布、地质灾害、煤矸石堆积、烟尘和有害气体排放、水体和大气污染、矿井事故、地面塌陷、地表建筑物和田地受损、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以及当地人对矿藏与采矿活动的认识与态度等内容，这些均属环境史研究应关注的方面。这里谨以开滦煤矿为例，作一些说明。

开滦煤矿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活化石。有研究者指出，开滦煤矿“保存了自20世纪初以来颇为完整的历史档案，计约4万卷左右，绝大部分是英文。但现在整理出来的大量的资料均囿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矿权的丧失与收回、工人阶级的苦难与革命斗争等，而对于诸如社会史等方面的资料就比较欠缺，其他的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资料也需要进一步整理和挖掘，这也是深化近代开滦史研究的关键环节”。今天，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开滦煤矿史研究，还需要查考开滦煤矿档案中是否有涉及上述环境史内容的资料。对于已出版或编印的相关资料，如《开滦煤矿志》、《唐山市志》、《中国地方志煤炭史料选辑》以及北平地质调查所自1921年开始编印的《中国矿业纪要》等，也要有意识地从中挖掘环境史的内容。此外，由于自1878到1948年的近代开滦煤矿史中，英国人统治了44年，日军统治了3年零9个月，英、日方面涉及开滦煤矿的资料当然也是必须查考的对象。据初步了解，在英国方面，《天津英国领事报告》(British Consular Repots from Tientsin)、《英国议会文书·中国卷》(British Parliament Paper，Chi—m)等文献资料，以及《煤矿卫报》(The Colliery Guardi—an)、《经济学家》(The Economi~)等报刊资料，有不少涉及开滦煤矿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内容。日本方面，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矿业的书籍和调查资料，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其范围不仅包括东北，而且包括华北，其中的《北支那经济综观》对华北农村经济和煤田的调查颇为详细。这些外文资料中是否有涉及开滦煤矿环境史的资料，是必须首先查考、解决的问题。

第二，全面开展相关专题的学术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拓展新方向、研究新问题。这里仍以开滦煤矿为例。开滦煤矿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瞩目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总结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近代开滦史研究比较热，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主要因为资料的限制，近代开滦史研究冷却下来。也有人总结道，近十年来学术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范围，这包括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中英开平矿务案、唐廷枢与开平矿务局的发展、开平矿务局与近代唐山乃至华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开滦工人运动、近代开滦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等。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总结看，学人们已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开滦煤矿史做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历史地理学者在研究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的历史时，也涉及开滦煤矿，尤其涉及与自然环境相关的一些内容。此外，环境科学领域的学者还以开滦煤矿为例，对采煤塌陷地的复垦作了环境经济分析；矿业学者在一般意义上对煤炭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作了理论与方法的阐释。这些领域的成果对于从环境史角度拓展开滦煤矿史研究很有启发。当然，由于学科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这些成果尤其是环境科学和矿业学的相关成果显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必要的人文维度。

基于史学界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将开滦矿区明确地置于区域生态系统之内，从人类采矿活动与区域环境互动的角度，对开滦煤矿史进行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当是这一课题研究中可以拓展的新方向。在此方向之下，可以探讨许多新的问题。譬如，由于“塌陷地复垦已成为煤城可持续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开滦煤矿区现有的14600hm²的塌陷地面积和1800hm²的积水面积到底是在多长时间内形成的?怎样形成的?主要形成于什么时候?英、日统治时期的掠夺式开采在导致矿难频发、矿工伤亡惨重的同时，对矿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与那里的土地塌陷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再者，由于开滦煤矿是华北地区烟煤的最大产地，在开滦百余年的煤矿开采中，它所造成的煤烟污染及危害情况如何?相关的人群对这些问题有着怎样的反应?由此产生过怎样的冲突?此外，因煤矿开采促发铁路建设、水泥厂等其他厂矿建设以及城市的兴起、发展，而使唐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时，当代人究竟对这座“黑色煤都”的污染及其危害的历史知多少?当了解到唐山拥有令许多城市垂涎的数据时，是否又了解那一区域的生态系统及生存于其中的人们承受了怎样的不能承受之“重”?今天，当唐山市领导誓言“以蓝色思维改写黑色煤都历史”、欲使唐山从“深黑”转向“蔚蓝”时，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政策指导思想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处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其中存在很多的知识空白，有待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加以填补。

很显然，要开展上述中国近现代环境史课题的研究，就必须在思想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传统历史学的范围，自觉、不懈地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训练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工业文明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不可持续转而追求生态文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全面审视并深刻批判西方文化、世界观及其经济模式的新时代背景下，从事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时，要认真思考如何摆脱近代以降针对中西方历史和文化而出现的“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保守”与“革新”等简单的二分思维，重新审视一些由来已久的规范性或主流认识，辨析“相沿几千年的落后生产方式”这类提法的悖论，从而冷静地探讨一种生产方式之所以能相沿几千年的合理性，并深刻理解“龙脉”与“矿脉”之类争端的社会和环境蕴涵。这对于更好地挖掘厚重的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生态智慧，认识其当代价值，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