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本可预见，而我们正重蹈覆辙

美国未能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仅次贷危机本身的发生过程和原因值得天注，其所揭示的更广泛议题同样值得考察。

我是一名受过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20多年前便开始研究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和我曾分别提出降低市场系统风险的建议。但是，在经济繁荣景气的时代，我们的改革提议白费唇舌我们认为，当时市场系统表面运转良好，但实际上千疮百孔，而公众、传媒和政界对我们的观点置若罔闻。

结果正如所料。我们于是天真地以为，房地产金融危机也许终于会让人们提出更根本、更核心的问题。毕竟，我们关于分担风险的想法与此直接相关，并且会减轻危机的破坏力。我们分别提出危机加快后复苏进程的具体建议。曾有一度，我们似乎真的取得了进展。

但我们的希望只是昙花一现。次贷危机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改变。所有的改革一直是治标不治本。目前美国房地产金融系统的状况空前恶劣。政策改革进程中断，也看不到能快速解决问题的补救办法。

改革进程停滞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也很可悲。公务员很轻易地就能规避专家评判其工作表现。这令不专业的媒体和容易分心的公众成为仅有的改革压力的来源。媒体从意识形态受众的角度对授命于意识形态的政策应对发表评论。公众在推特发文表示赞成。而机构和舆论不经斟酌，继续同守成规。既然不一定会失败，为什么还要做出改变呢？

要了解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挑战者号”爆炸后的改革举措。当时的改革据说卓有成效。与房地产金融市场不同的是，调查“挑战者号”事故的罗杰斯委员会得到了更多授权，而委员会中的理查德·范曼则是一位见解尤为深刻的独立专家。他发现密封胶圈是事故的直接原因。媒体把这些专家调查结果转达给大众，而大众则向决策者施压，要求对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进行改革。

即使在“挑战者号”调查中，也出现了抵制专家意见的现象。事实上，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曾想在报告中剔除范曼对美同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批评的部分，于是范曼拒绝在报告上签名。范曼根据自己的个人观察，表明了对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管理工作的态度。范曼指出，挑战者号是第25次航天任务，而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管理层声称发生爆炸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他精辟地指出：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得益于美国公民，应对公民们坦诚相待，信息公开，让公民们能够就有限的资源作出最明智的决策。对一项成功的技术来说，必须优先考虑真实性，而非公共关系，因为真实不容愚弄

重又粉饰太平

次贷危机发生后，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并不是唯一把公共关系置于真实性之前的机构

这个机构曾经发放只有3.5%首付的高风险抵押贷款。每年该机构都被要求向国会报告其工作情况，并预测来年情况。预测失误会在随后的报告中进行评估。

从2005年到2009年，其实际表现一直不及预期。差额从6.81亿美元到51亿美元不等：显然这是不折不扣的坏消息。

在多年否认表现不佳后，联邦住房管理局终于在2013年底宣告资金亏空，并且首次向财政部要求救助。

对有关专家来说，报告中的问题十分明显。2010年的论文《重估联邦住房管理局风险》便举出了多个有可能在风险评估中导致亏损被低估的倾向。我也以个人名义向国会证实了其中最明显的错误：

精算报告中的问题首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在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执行副行长、行长高级顾问约瑟夫·特雷西发现联邦住房管理局的预付行为在2009年突然出现变化时。许多通常不会预付的、大幅缩水的抵押贷款突然开始进行预付。这就像医院里的一群重病患者似乎突然痊愈了。

这种有奇效的疗法居然是在记录上做手脚，打马虎，把一份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抵押贷款“分流一重新融资”到另一个贷款中。用医院的比方来说，就像是把重病患者移到一个新病室诊疗，但记录上写的却是他们已经痊愈并出院了……以这样的记录，医院可以通过经常调整病人的房间而提高表面的治愈率。

乔·特雷西要求提供相关数据以便准确计算，但回应他的是默不作答。

故步自封

实际的困难要比这大得多。决策者不仅掌握着其所提供的数据，也能操控改革进程。回想一下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当年在“挑战者号”失事后全面整改的声明吧：

事故发生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全面的人事和机构调整，现已全部完成……我们格外关注管理脱节和技术自满倾向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与日程压力共同导致了对飞行安全性的削弱。

转眼到了近于15年后的2003年1月16日，第113次航空任务、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在德克萨斯州上空返航时爆炸。

随后调查发现的问题与范曼早些时候指出的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内部文化的弊病如出一辙：

这样的文化日积月累，会抵制外界强加的变革。在哥伦比亚号事故发生的前夕，挑战者号事故发生时的机构性行为——例如对预期表现的偏差关注不够、安全项目略过不提和日程压力——又在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重现。

我们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普遍存在许多决策者非常担心把活动曝光给专家后可能使民众注意到他们的不足。没有专家，他们的表现便无法得到评估。这让编故事的人获得了解放——大多数媒体中都确实存在这样的角色——他们所受到的技术训练有限，无法分辨博学的专家和不那么博学的决策者以及权威们各持己见的说法。即使民众要求变革，如果专家只能隔山打牛也不可能有效监控改革的实施。

让我迅速回到美国房地产融资政策一事吧。人们预测房利美公司、房地美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局肯定会安然无恙地度过危机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做根本性的反思，风险仍会在不知不觉中蔓延。甚至现在就已经埋下了2025至2035年房地产市场暴跌和2027至2037年救助的种子（我不是未卜先知的讲斯特拉达穆斯，诺斯特拉达穆斯本人也不是什么预言家）。

还有多少灾难也因这种改革进程中的根本性失败而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滋生？

（胡激 译自The Conversation Feb.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