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卫惠林

一

卫惠林，名安仁，字惠林，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十八日生于山西省阳城县城内化源里尚朴巷书香世家的卫氏故居。卫惠林自幼聪颖好学，更有父兄口传心授，得益颇深。宣统三年父亲去世时卫惠林年仅11岁，却已能下笔成文，千言立就。1913年，惠林毕业于阳城县第一高等小学；1917年，毕业于晋城获泽中学。当时其兄卫体仁在城内创办乙种工艺学校，聘惠林为教员，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翌年，山西省官费留日预备学校招生，惠林随兄体仁赴并投考，双双考取。但体仁虑及家中上有寡母，下有弱弟，不能与惠林同时远涉重洋，便安置惠林人校安心学习，为留日打好基础，自己重返故园，再执教席。旋又考入山西法政专门学校。

1919年，卫惠林与同学同行东渡，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学院。王考入帝国大学，阎考入庆应大学。1922年毕业后，卫惠林又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社会哲学部，修业二所。

1924年，卫惠林自日本回国，回乡安葬母亲后，寓居上海，开始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发表了译著《伦理学》、《婚姻进化史》(民智书局出版)和《孔德的人文主义与女性崇拜》(1924年《晨报》等论

1925年，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报考北京大学，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即到上海就诊，养病期间，认识了卫惠林。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终生最好的朋友。卫惠林比巴金大4岁，他热情直爽，乐于助人，且精通日语，巴金就搬来与他同住，向他学日语，并一起办刊物。但他们收入不多，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应付一日三餐。卫惠林的周围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如真恒、吴健民、巴金、周索非、毛一波、姜仲因、卢剑波、秦抱朴等，卫惠林与朋友们一起组织了民众社，并合作创办了《民众》半月刊，探求到达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之路。

1926年秋，卫惠林怀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决定到法国去留学，并约巴金同行。1927年1月15日，卫惠林和巴金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昂热号”，经过36天的海上生活，终于到达巴黎。早已在巴黎就读的好友吴克刚(字君毅)为他们预订了旅馆，卫惠林和巴金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卫惠林极重感情，与巴金和吴克刚朝夕相处，生活上同甘共苦，互相照顾。巴金身体不好，卫惠林和吴克刚对他更是体贴备至，充满了热情和友爱。

卫惠林在巴黎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作为勤工俭学的《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及其他许多留学生和工人。他们大都信奉无政府主义，而且有热情的向往。一到星期天，他们就来到卫惠林和巴金的房间里谈论时事。当时中国国内的北伐战争正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卫惠林感到无比兴奋，时事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一天晚上，卫惠林、吴克刚、巴金三人谈起当前的形势问题，意见逐渐发生了分歧，于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由于他们的观点未能统一，卫惠林提议写文章公开辩论，让大家去作判断。不久，他们把分别署名为卫惠林、芾甘(巴金)、君毅(吴克刚)的三篇同题文章《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寄到了上海《民钟》杂志编辑部，很快被印成小册子单独发行。卫惠林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论述了他的观点。以此，我们可以看到身居异国的卫惠林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对祖国革命的热情向往和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卫惠林读书非常用功，他先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科，1929年又先后考取了巴黎人类学院和法兰西书院的研究生。他经常在图书馆内自学，研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深深地怀念远隔重洋的祖国，怀念别离已久的故园，怀念长眠地下的母亲和宽厚慈祥的长兄。他写出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母与子》，歌颂伟大的慈母之爱和亲密的手足之情，该小说连载于上海的《时代前》杂志，初显其非凡的文学才华。虽然他后来选择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也不可否认他在艺术方面的天才和造诣。

二

1930年，卫惠林回到祖国，准备踏踏实实做一番事业，实现他改造社会的弘愿。在他之前回国的吴克刚已在福建晋江(泉州)黎明高级中学任校长，特聘他前来任教。这里聚集着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英等一批纯朴热情、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都才30岁左右，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混世，想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用集体的远大理想教育下一代，把学校办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或者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乐园。他们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在那时的社会环境中，要建立这样一个世外桃园是根本不可能的。后来，吴克刚患了伤寒症，愈后应邀到河南百泉(今属辉县市)教书。卫惠林也在1931年底应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助理研究员。

在南京，卫惠林认识了高宛玉(1903—1976)， 1932年，卫惠林和高宛玉结婚。自此，高宛玉成了卫惠林生活上的忠实伴侣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辞掉了在中央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的工作，倾注全力帮助卫惠林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高宛玉有良好的国学根底，卫惠林的每一篇言论文章，她都要一字一句地细心校渎，而且要亲手抄写。对于中文的每一处引证，每一份资料，她都要认真查对，避免出错；卫惠林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是与高宛玉的一份心血分不开的。

后来，卫惠林辞去了中央研究院助现研究员的职务，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作兼职教授。当时的卫惠林血气方刚，满脑子的理想主义，满腔的改造社会的热情，还没有下定决心以做学问为终身事业。他常说：“书堆里并没有真正的学问，活的学问在社会里。”于是在暑期，他和宛玉随同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冯紫岗，到河南南阳创办了一所地方自治干部学校，想把自卫自治运动扩展到南阳全境，从自卫自治里，去实现平等的自由社会。他们的学校在乡间的土墙茅舍里办了起来，招了生，由他赶编了社会常识补习课本，宛玉还计划办个妇女补习学校。后因战乱，学校无奈倒办。这次人生试探以失败而告终。只好返回杭州，帮助一位朋友翻译《法国艺术史》，后又应约回中央大学代课，和文学院长汪东及徐悲鸿等名教授住在一起，交情甚好，以后他又到上海南翔立达学院和农村教育科教书，做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一学期后，就又正式受聘回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开了民族学、社会思想史两门课。

1933年，巴金“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上刊登完毕，第二部《雨》正在缪崇群主编的《文艺月刊》上刊登。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就是以卫惠林为原型塑造的。虽然小说中的情节并不全是卫惠林的亲身经历，但卫惠林热情直爽的性格完全可以说是吴仁民的性格。巴金忠实地写了他最好的朋友卫惠林的为人。《雨》的前三章是巴金正为孤独黑暗所困惑，抱着十分恶劣的心情，在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当卫惠林在南京从《文艺月刊》上读到《雨》的前三章后，便立即给巴金写信说，你的小说“阴郁气太重，我很为你不安。……我希望你多向光明方面追求吧!照你的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继续或将有不利的影响。……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无疑这些话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和发展是有着莫大的帮助的。

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了中央大学的社会学系，卫惠林应聘到重庆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授，教社会学与社会调查课。他选定了酆都及境内的城隍山，作为社会风俗调查的对象，并发表了学术专著《四川酆都宗教习俗调查》，用科学的观点剖析了传统的酆都鬼文化。

1935年，卫惠林又回到南京，应聘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主持民族学与民族主义研究室。他和和黄文山先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并担任执行副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他还组建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先后担任执行理事、理事会主席。他还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民族志》的初稿，发表了《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法则》(《人文科学》1935年)、《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思想》(《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1936)、《世界种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 1936．3)、《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4)等论文。

满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的卫惠林，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持重起来，他将一腔热情寄托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且有了一定的建树，成为他辉煌一生的良好开端。

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卫惠林举家辗转流亡到重庆。他将家人安顿好，作久居之计，自己则投笔从戎，束装乘舟东下，以赴国难。1938年3月，他来到抗战的中枢武汉，投身抗战大业。那里有国共两党及各党派的领袖，还有各界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卫惠林除担任边疆小组的工作外，还时常奉命去执行武汉地区的动员计划任务。他的工作紧张而忙碌，特别是武汉撤退前常在敌机轰炸警报中奔波，可谓是饱经风雨。 1939年冬，卫惠林在桂林接受了到西北四省去做战时巡回教育与宣传工作的任务。他率领的团队要去的四个省区都有特殊的环境，宁夏、青海是西北回教军人控制的地方，而绥远则迫近前线，是傅作义将军与日军艰苦作战的狭窄地带，甘肃又有很大的东干回民居住区及宁夏的回教区，开展巡回教育宣传工作异常艰难。卫惠林以坦诚、勤劳、公开的无我态度，感化着他所带领的一批政工及艺术宣传干部，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于1940年夏回到重庆。

不久，卫惠林又奉命来到甘肃临洮一个新办的军事学校主持某部工作。临洮是唐代名将哥舒翰戍守西羌的重镇，又是明朝名儒杨继盛的故乡，在甘肃算是个文化名城，但实际上文化闭塞落后。那所军事学校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全无发展希望。更为失望的是学校的主管作威作福，贪污腐败，使卫惠林的工作很不顺心。他想这样陷在西北，与他原来参加抗战工作的目的背道而驰，连自己做人的操守也将会渐渐丧失。于是他三上辞呈求去，最后总算获准，离开了临洮。但当他全家到达洮沙(今并人临洮县)县城时，城门突然被关上，他们被用军车截回学校，说有要事相商。原来是那位学校的主管担心卫惠林到重庆后向上级汇报。几经周折后，才被放行。在临洮的经历和最后这场风波，使卫惠林看透了这些官僚政客的贪鄙意识和丑恶嘴脸，他决计弃绝政治，重新恢复读书教学的生活。这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抱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宗旨，潜心治学，逐渐走进了学术生涯的佳境。

1941年9月，卫惠林在做了历时三年半的战时政治工作后，回到四川成都。当时成都已有四所大学，人才汇集。他在好友徐益棠的帮助下，到由南京迁来华西坝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授课之余，卫惠林开始整理他陆续收集到的川康地区边疆民族的有关资料，并创办了一种小型期刊《边疆研究通讯》，着重研究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

1944年，他又到由上海迁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复旦的教授阵容比较强，研究风气很盛，虽然物质生活比成都更为艰苦，他却感到十分惬意。

1945年，由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创办了一个边政学系，特意聘请卫惠林去担任教授。暑期，他带着20多名高年级学生去青海作见习旅行，主要任务是练习少数民族语言。在西宁，他将学生分为三个语言学习小组，分别学习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安置妥当后，他还到互助县的土人区做了一为时两周的学术调查，很有收获。

日本五条件投降后，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卫惠林全家也随校东归。他还为国民政府民政部拟写了一套全国民俗调查方案，但国民党正忙于筹划内战，这套调查方案未能实施。在研究民族学之余，他又重译了卢梭的《民约论》，1947年由作家书屋出版。

1948年，国民党的统治行将崩溃。中央大学的理工科教师还比较安静，等待着社会变革，而文法学院的教师大多则惶惶不安，惧怕接受传闻中所谓“洗脑”改造的命运，纷纷讨论远走应变的计划。卫惠林是社会学教授，又是与政治无缘的自由思想者，自然属于后者。12月中旬，他们全家跟随前辈老友莫纪彭先生离开南京，登上开往广州的列车。车到上海真茹，卫惠林利用停车一天的时间用电话跟上海的好友巴金联系，巴金立刻提了一罐酱菜前来送行。他们相对唏嘘，久久无言，直到开车时，巴金才依依不舍下车离去。这是卫惠林离开大陆前和好友巴金的最后一次见面。

到达广州的次日，卫惠林即被聘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广州八个月，生活极为艰苦。正当他们面临绝境之时，其好友何子星从台湾寄来了入境许可证，聘请他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请其参与编修台湾省通志稿。于是，卫惠林一家在1949年8月从广州出发，经高雄到达台北。

四

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卫惠林担任省通志稿《同胄志》的主修。总编纂林熊祥让他次子林衡立协助卫惠林工作。林衡立从小在日本读书，不会讲国语，卫惠林只好用日语和他交谈。后来两人结伴调查达廿年以上，成为莫逆之交。《同胄志》是台湾省通志稿中的台湾土著民族部分，在旧志中称为“番族志”或“番俗志”。日人在据台时期，曾从事实地调查，写出了《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书》。到了后期，更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对台湾土著各族的语言、神话作了学术研究，写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报告，但尚有不少风俗习惯未作详细调查，而且日人的调查报告总有殖民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把台湾土著民族命名为“高砂族”，即出于日本丰臣秀吉时代称呼台湾的名字。因此，卫惠林拟定了一个实施方案，计划再进行实地的全面考察，逐步写成一族一志，然后用比较研究观点写成总志，用 5年时间，完成一部100万字的著作，以与日人的《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书》互相比证。这个方案曾经文献委员会会议通过。到文献委员会工作两个月后，卫惠林就与林衡立结伴到山地作调查旅行。虽然走山路辛苦，但气候高爽宜人，尤其是土著民族的纯朴可爱，使他们以此为乐。他们决定每年以1／3的时间出门调查，另2／3的时间考查文献及撰写报告。后来，由于通志稿的其它各篇多半是在查阅旧志与日人文献后稍加采访而草草编成，每一部分大体者6是十余万字的急就章，而完稿又有限期，所以卫惠林只好缩小计划，编成了上、中、下三卷，约60余万字的《同胄志》。与此同时，他还将多次到阿里山地区调查研究所得写成一部《阿里山曹族志》。

1952年，卫惠林辞去了文献委员会的工作，应聘到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任教授。以高尚的师德和精湛的学识，造就和影响了一批批德才兼备的学术人才。

1955年，卫惠林兼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并没有以台湾省通志稿的编纂结束为满足，而是继续进行着田野调查的工作，并且调查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连节假日都用来作调查。他每次到山地和台湾东部进行调查，至少得两三个星期，长时达三四个月。十数年间，他进行调查旅行的总日数超过了1000多个工作日，访问了 40多个族部落，对阿里山曹族、阿美族、兰屿雅美族、赛夏族、排湾族、卑南族、鲁凯族等台湾土著民族的氏族组织、亲族组织、部落组织、世系制度、权威制度、阶级制度都分别进行了十分详尽的研究，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调查报告和民族学研究论文。由于其研究成就斐然，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使他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支柱学者。

1965年，卫惠林接受美国哈佛燕京社的补助，到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人类学系作访问研究客座教授一年。返台后，立即又投入了他所热爱的台湾土著民族的调查和研究。1967年，他在暑期调查中因过度劳累引发了高血压病，而且跌伤了肋骨。但到了那年寒假，他照常带着学生出门调查。只是由于那几年的学生总是女生占大多数，他自己爬山也确实感到吃力，才开始到埔里去研究平埔番巴宰族，在巴宰七社连续调查了3年。一位巴宰族的老朋友问他：“卫老师，你为什么还不退休呢?”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服老!”其实他这时已经是69岁高龄的老人了。

1950年到1970年廿年问，是卫惠林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创办并主编了《中国民族学研究通讯》杂志，成为民族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他编著的《社会学》(国立编译馆版)被指定为大学用书，多次再版重印。他还出版了《社会人类学》(商务印书馆台湾版)、《台湾风土志》(与何联奎合著，中华书局台湾版)、《埔里巴宰七社志》、《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台湾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与聚落移动》、《中国台湾的社会习俗和人种论》、《中国台湾中部曹族的人种论》等学术著作；发表了《台湾土著部族的分类》(《台湾研究从刊》1952)、《台湾氏族组织的双向结构》(《人种学报》第2期)、《孔德的社会学说》(《中国社会学刊》1957)、《台湾氏族社会的世系》(《人种学报》第5期)、《台湾土著社会的部落组织与工头领袖制》(《民族学报》第1期)、《台湾土著社会的工部组织》(《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期)、《台湾土著社会的世系制度》(《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期)、《亲族继嗣法则与血亲关系范畴》(《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8期)、《传世法则及同源类别》(《人种学报》第18期)、《古代中国图腾分类》、《亚洲国家的图腾》、《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范畴》(《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台湾土著社会部落组织与权威制度》(《考古人类学刊》第25—26期)、《日本神道宗教中的图腾文化要素》(《考古人类学刊》第28—29期)、《台湾土著社会的亲族结构》、《台湾土著各族的部落组织形态》、《台湾东部的母系社会》、《社会学的结构观念与范式建造》 (《中国社会学刊》第2期)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及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1957、1961、1966年，他代表台湾民族学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分别参加了泰国、夏威夷和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十、十一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人类学组会议。1966年，他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1968年，他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国际大会，其学术论文在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走在了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最前列。

五

台湾学术界自从胡适之先生去世后，学术风气渐渐败坏。因此，卫惠林于1971年申请退休，携夫人到美国定居，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作访问学人，进行讲学和研究。1976年，其妻高宛玉患肺癌去世，卫惠林极为悲痛，特地写了一本《清辉录》，悼念这位为他的学术事业作过无私奉献、与他携手跨过45年人生旅程的伟大女性。

老年的卫惠林，仍然勤奋地进行讲学、研究和写作，发表了《巴宰族的亲族结构》 (《考古人类学刊》第35—36期)、《从埔里巴宰族七社的汉化过程中看中国民族文化的汇聚整合程式》(《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会刊》1980)等多篇论文。1978年，他发表的《近年人类学的观念趋势与第四期任务》(《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 45期)一文，详细分析论证了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四个重点与境界和人类文化面临的危机及人类学研究的难题，提出了具有新价值思想前提观念和条件，对创建一个崭新的人类学境界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2年9月，卫惠林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邀请，回国讲学。9月25日，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吴从众先生的专程陪同下，回到了阔别 60年的故乡——阳城。少小离家、老大重归的卫惠林能够生返故乡，亲吻故土，不禁引起他无限的回忆和感慨。他祭奠了祖墓，会见了家人，游览了邑内名胜，参加了阳城一中的师生座谈会，接受了早年工艺学校几位学生的拜访，于28日起程返京参加国庆观礼。然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桂林、南宁、昆明、大理、成都、广州等地进行讲学和学术活动，同时旅游观光、探亲访友。

在上海，卫惠林见到了他的好友巴金，这两位久别重逢的智慧老人无比亲热，感慨万千。有一次在巴金家里共进晚餐，谈话中间，他批评巴金“不敢讲真话”，巴金很有感触，后来便专门出了一本《讲真话的书》。巴金曾经说过：“对于我的人格的发展，他有很大的帮助。”并在他年老多病、写字困难的情况下，亲笔写了《怀念卫惠林》一文。文中说：“倘使当初我生活里没有他们，那么我今天必然一无所有。”

1983年春节期间，卫惠林在广东韶关突发中风病，住广州医院，在中央、省、市特派专家的全力抢救下，得以恢复，于当年3月7日重返美国就医。1991年，卫惠林又在儿子西陵的陪同下回到祖国，定居泉州，担任黎明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6月26日，卫惠林因旧病复发逝世，终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