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怎样办大学的

打开文本图片集

西南联大（下文简称“联大”）从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设立长沙临时大学”算起，到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代表常委会宣布联大教学活动结束为止，共计8年零7个多月。如果从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开课算起，则存在了8年半时间。不管怎么算，都几乎涵盖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或者说联大从成立到结束，基本与抗日战争同步。确认这一点，对于理解联大为什么在艰难困苦中竟能弦歌不辍，而且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有很大关系。

我是1942年秋季考进联大历史系的，到1946年联大结束，历时4年。其中1945年休学一年到中学教书，在联大实际呆了3年。这段时间，正是联大的中期和后期。几十年之后，也看了不少中外人士记叙、评述联大的文章、专著，把感性和理性的认识糅合起来，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因此想试着做些分析，以就教于诸同学和专家、学者。

一、联大师生的素质

一个大学的教学水平、科研业绩和人才培养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学校师生的素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的作用，比如领导思想、政治环境等等。就联大来说，首先看教师的素质。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遴选师资都非常严格，教师队伍也十分整齐，名师众多，学术水平很高。我想用一组数字来说明这一情况：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算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其中联大师生当选为院士的，有193名，加上4名外籍院士，共有197名之多，是其他任何大学所没有的。再举一例，1942年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是一位教员（这是联大特有的职称，比助教高，比讲师低，可以独立讲课），他叫张盛祥。到了次年，他就应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之聘当副教授，即连升两级，而在联大至少要五六年才能达到。联大共有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仅举文学院一些教授的名字，就可见联大在当时学术界的分量。中文方面的有：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罗庸、罗常培、杨振声、魏建功、王力、唐兰、陈梦家等名家：外文方面有叶公超、柳无忌、吴宓、钱钟书、卞之琳、吴达元、温德（Robert Wintel）、白英（Robert Payne）、闻家驷、冯至诸公。无论中文外文，皆一时俊彦，全国知名，而且多为学贯中西、博通今古的大家。历史学的教授同样名声显赫，如陈寅恪，这是世界级的大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其他大师还有雷海宗、钱穆、郑天挺、向达、吴晗、邵循正、张荫麟、刘崇劼、姚从吾诸先生，皆海内外知名学者。至于哲学心理系则有汤用彤、冯友兰、冯文潜、贺麟、金岳霖、郑昕、陈康、沈有鼎、周先庚、孙国华、任继愈（当年还是研究助教）等。用联大校史的话说：“这个系人才济济，可谓极一时之盛。”这是一点没有夸张的。上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文学院诸大师璀璨夺目的盛况。其实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教师的情况，也和文学院一样，都是国内的一流学者，许多人更是学科带头人或奠基人，如算学系的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物理系的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化学系的杨石先、黄子卿、曾昭伦。

学生的素质，总的说也是很好的。云南僻处西南边陲，交通十分不便。大后方的重庆、成都、贵阳都不乏名牌大学，但莘莘学子还是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到昆明联大来求学。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是仰慕联大名师众多，二是向往联大自由民主传统。联大有不少精英学生，就是慕名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如李政道，他是从贵阳的一个名牌国立大学来的。这是由于联大教授不乏伯乐，既善于发现人才，又热心爱护培植人才。当李本科还没毕业，就被教授推荐去美国留学了。

在联大教师的悉心教育下，出的人才确实很多。中文方面有国学大师、儒藏编撰中心主任汤一介，还有被沈从文先生誉为“文章比几位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的大作家汪曾祺。外文方面有获得国际译联授予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许渊冲教授。我学了80多年中文，如果要我把《诗经》《楚辞》翻成合辙押韵的白话诗，我一定难以胜任。而老许学长却能把它翻译成流利的英文、法文诗篇，真使我感佩之至。在法学方面有著名法学家，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曾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端木正。在理科方面，首先是物理学的著名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我国爆炸力学奠基人之一，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郑哲敏；还有对人工胰岛素做出杰出贡献的邹承鲁，等等。工学院的成就也毫不逊色，最突出的有航空动力学家吴仲华和洲际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还有卫星回收总设计师王希季。据说我国卫星回收安全率在世界上是十分先进的。凡此种种，说明联大学生中确有不少杰出人才。总而言之，联大教师、学生的素质很高。这是联大8年多教学中成绩卓著、人才辈出的基本条件。

综观联大师生的素质特征，可以归纳出几个基本共性，即：爱国、正义、刻苦好学。从政治态度来看，老师中的左派，即直接明确支持共产党的政治观点的，当时并不占多数；站在国民党一边是极个别的，而爱国，追求民主自由，主持正义，不满国民党，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则是大多数。学生一般比教师激进一些，对于国民党贪污腐败，十分不满。时常通过壁报发表文章，进行笔伐。由于共产党处于地下，究竟谁是共产党，同学们并不知道，许多人只是通过左翼报刊，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而表示支持的。1946年复员北上时，分到北大、清华、南开的党员，总数不过40多人，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却有200多人，他们团结、联系的同学就更多了。他们大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学习成绩多在中上之列，而且作风正派，热心公益。有些党员忙社团或学生会的工作，又认真学习，在同学中威信较高。有些比较单纯的新同学，就是因同情他们而主动要求帮他们做些事情，从而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联大一向被誉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和民主堡垒，这从联大师生的素质来看，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脉络来的。

二、西南联大的学风

曾经有人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为西南联大……融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风格。”对于三校的个性，有各种描述，比如说“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还有三位，包括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和曾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则说：“南开坚定如山，北大深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校各自的一些特点。但“同无妨异，异不害同”，联大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它综合形成的一种风格的。我的理解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管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引领北大近100年，而且对清华、南开乃至近代大学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西南联大更是直接继承了蔡先生的思想。记得汪曾祺校友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一个小故事，联大有一位教授到美国讲学，有人问他：联大存在了短短8年，而所培养的人才，比三校几十年的成果还多，这是什么道理？这位教授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这是他抓住了办学思想的灵魂，也是联大学风的总纲。联大有3位常委，由于蒋梦麟、张伯苓两位常委长期在重庆任职，梅贻琦常委是联大实际上的校长。他具体贯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认为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培养人才。而这里所说的人才，并不都是学术精英，而是各个方面、各种专业的有用之才。因为学术大师毕竟不可能是多数，而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他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学生在4年学习过程中，逐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潜能所在，从而努力成为适合自己特长的，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才。为此，学生可以转系，可以选外系的课程。联大有许多博览群书、博学多才的人，学校、教师支持学生的治学自由，有创意、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最受尊重。对教师也是如此，在联大，拿一本外国人写的书，照本宣科地教授，最不招人待见。陈寅恪先生教隋唐史，他说：“古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那么讲什么呢？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才是最最震撼人心的启示，也是联大学风最杰出的反映。

三、联大的课余活动——社团

社团活动是联大生活中的一个亮点。社团有两种，一是综合性的，如1938年年底成立的群社。二是由一些志趣、爱好相同的同学而组合起来的，姑名之曰专业性的社团吧，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

先说群社。1938年10月，联大各个学院都集中到昆明上课（原来只理、工学院在昆明，文、法商学院在蒙自），但一切初创，困难不少。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认为应把一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以便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于是以10多个党员为核心、以民先队员为骨干，联络了20多个进步同学作为发起人，在1938年年底成立了群社。他们首先急同学之所急，把协助办好食堂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做各种社会服务，如敌机轰炸后，动员同学抢救受伤群众等。他们还出版《群声》壁报，组织歌咏队唱抗日歌曲，演剧队则上街演出短小的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群社社员团结进步同学和中间偏左同学结成左派阵营。在与国民党、三青团及其追随者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群社中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同学，不得不转移到昆明以外的州县，以当教员为掩护而隐蔽起来。群社在联大的公开活动由此结束，整个校园里的政治空气也转入低潮。

其他按志趣组织起来的社团，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试分别简略言之。

文艺社他们最初在1943年10月1日出了一份以《文艺》为名的壁报，与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壁报论战，而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旨。参加写稿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每月1日、15日各出版一期，影响逐步扩大。到了1944年五四运动纪念日，又以壁报名义举办文艺晚会，请朱自清、李广田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散文，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杨振声、沈从文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小说，还请罗常培先生讲五四运动的总貌，闻家驷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孙毓棠先生讲五四运动以来的戏剧。到了1945年年初，以《文艺》壁报发起人和写稿人为基础，成立了文艺社。他们讨论作家和作品，交流、讨论自己写的习作，举行追悼罗曼·罗兰和阿·托尔斯泰的会议，出版宣扬进步文艺思想的《文艺新作》，等等。

新诗社联大规定，成立社团，必须请一位教授为导师。新诗社的导师是闻一多。闻先生欣然同意，新诗社也就成立了。闻先生说：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温柔敦厚”，这要不得。他说学诗先学做人，要走到群众中去，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的“鼓手”。这些都成为新诗社的指导思想。他们订了4条纲领：一、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互相坦白、直率、团结、友爱。他们的活动方式，就是带着自己的诗来，互相传阅，自己朗诵，请大家批评，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式。此后在联大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新诗社一直发挥了战鼓的作用。

剧艺社联大文艺性社团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密切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反映现实，鞭挞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黑暗，发扬爱国主义和民主自由精神。我印象最深，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王松声同学写的《凯旋》，这出戏的影响之大，可与抗战初期的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相比美。其他自编的《审判前夕》（郭良夫编）、《告地状》（王松声编）、《潘琰传》（郭良夫编）都同样现实性极强，感人至深。剧艺社从1945年1月至1946年5月一共演出了13个戏，其中7个是自编自演的。1946年联大结束后，剧艺社的骨干大部分到了清华，又继续把这种精神传到清华。

高声唱歌咏队皖南事变以后，校内政治空气处于低潮，一切社团活动都停止了，男女同学之间也互不往来。1944年，热心音乐活动并有较高音乐修养的黎章民，找了8个爱唱歌的男同学组成一个合唱小组。因为都是男生，便被戏称为“僧音社”。有时练四部合唱歌曲，就把8个人按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分开。1944年五四晚会以后，学校政治空气开始活跃，各种活动纷纷启动，喜欢唱歌的人陆续聚拢起来。到了下半年，就成立了高声唱歌咏队。在“一二·一”运动中，高声唱歌咏队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严宝瑜和黎章民分别谱写的《告士兵》《告同胞》两首歌，通过向中学生教唱，然后广为宣传，影响十分显著。直到四烈士出殡和公葬，高声唱歌咏队通过《安眠吧，勇士》《烈士挽歌》《送葬歌》的广泛传唱，使昆明的广大市民，永远深深地铭记着屠杀四烈士的刽子手们的滔天罪行！

阳光美术社活动内容很明确，一是学习，即组织社员进行绘画技巧方面基本功的练习。二是战斗，即出版漫画壁报，用犀利的画笔，向反动势力举起投枪！由于漫画这种形式辛辣、尖锐，往往能击中敌人的要害或软肋，因此激怒了三青团的爪牙。有一次，他们竟然用绑架的办法，想对一幅漫画的作者进行体罚。幸亏被进步学生发现，立刻叫来大批主持正义的同学，把被绑架的同学抢回来，并使那些狗急跳墙的小丑仓皇逃窜。阳光美术社还举办了一次阳光画展，展出好几幅很有水平的油画、木雕、水粉、水彩等画作，使参观者大吃一惊。这说明阳光美术社社员不仅能战斗，而且在艺术上确有提高。

四、联大人的生活情况

记得以幽默著称的老作家林语堂参观联大以后说过：联大的精神了不得，物质生活不得了。这个既诙谐又精湛的语言，确实反映了联大生活的现实。

说到物质生活，无非是衣食住行几个方面。从衣来说，无论师生，都是后期比前期穿得更差。闻一多先生穿一件人家给的灰布长袍，朱自清先生穿一件赶马人穿的披肩以御寒。只有陈岱孙先生总是穿一身质量不差的西服，这恐怕是他一直单身，抗战前收入又高，西服比较多的缘故。学生穿的更是五花八门，文学院穿长衫的稍多，法商学院穿的略微整齐一些，工学院穿美军剩余物资的多一些。总体来看，穿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昆明暖和，四季如春，冬天冻不着，夏天捂不着。说到吃，就麻烦得多，闻一多先生一家8口，要维持全家吃饱饭就不是容易事。因此他除了在联大教书，还到昆华中学兼一个教师的课；这还不够，要用为别人刻图章来补贴家用。我曾亲眼在早晨看见吴晗先生提个篮子在菜市场转，找最便宜的再买。像金岳霖先生这样的单身汉，日子比较好过。生活困难的根子在通货膨胀。抗战前的大学教授，每月平均工资为350元，与350银圆等值，那是相当富裕的水平了。抗战时期不同了，物价一日数涨，越是到后期越严重。到了1943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405元，教授们的平均工资为3697元法币，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然而当教育部要给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院系负责人发给特别办公费时，25位兼任院、系负责工作的名教授，都一致拒绝接受。因为要与全体教授同人保持同甘共苦。这是何等胸襟，何等风骨！至于住和行，比较而言，问题都不算大。但1943年以前，为逃避日本飞机空袭，有的教师搬到乡下居住时，每次到学校上课有些困难。至于住，老师们无非住得紧一些。学生住新校舍的宿舍，一间住40人，20张双人床。电灯暗淡，不能看书，晚上自习只能抢图书馆或泡茶馆。我是1942年进联大的，抗战已经过了4年，对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已经逐步适应了。因此总的说来，每天还是怡然如也。

五、联大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人才

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基本同步，正是国家多难之秋。1943年以前，还频繁遭受敌机轰炸。师生生活既不安定，又十分清苦。然而就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却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比生活富裕的和平时期多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它归纳为四点：

一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励多难兴邦，古有明训。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这些热血青年，都成了痛失家园的流民。国仇家恨，无时或忘。记得明清史专家、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在他写的《我在联大八年》一文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师生，大部分是这样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师生的心思是一样的。

二是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促进了师生在学术上的创造力。如果什么事情都由领导上先定个框框，思想都被捆绑起来，哪里谈得上创造力。西南联大没有任何框框，三民主义是官学，教育部规定为必修课。但联大经济系教授赵劼抟则开课讲社会主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一套，在联大是行不通的。学生如果不同意教授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照样拿高分。这就是联大办学思想的可贵之处，也是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的不二法门。

三是大师们的风范，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风范群体的榜样可以起极大的教育作用。在联大这个大师如云的地方，取法乎上，往往就不是仅得乎中，而是必有许多得乎上者。这是事理之常，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济济人才之中，又有学术自由的条件，人才辈出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因为学生受到学术环境的熏陶，可以向大师质疑问难，从中得到启发。哪怕是一项小小的点拨，对学生的研究工作也可能起很积极的作用。这是联大的最大亮点。当然，学生的总体素质比较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是云南的特殊政治环境由于省长龙云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昆明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而政治上的自由，无疑对学术研究也是有益的，至少不会干扰。我常想，如果联大不是设在昆明，而是在成都、重庆或贵阳，就一定不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