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基本状况

摘 要:1956至197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就,但也遭受到了挫折。但在民主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工作也为后来改革开放以及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积极探索;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5402

1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手抓政权建设,坚定不移地恢复国民经济以及迅速发展生产力;一手抓执政党建设,不断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适当对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党的领导方面,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全新观念,即党的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和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在党群关系上,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才能顺利完成,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够巩固。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对共产党员尤其是中高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对涉及腐败事实的党员干部,无论职务有多高、贡献有多大,坚决予以打击。同时,提高党员标准,把党员随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党的领导制度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1957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曲折发展时期。在这二十余年中,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尤其是十年文革,党和国家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和损失,民主政治建设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党内的健康力量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正是由于这股力量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壮大,才使得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变异,也为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政治的巨大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做的积极工作

2.1 人民民主专政

2.1.1 人民民主专政的涵义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的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2.1.2 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

(1)明确地表述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直接表述出来,是普通民众能够详细了解这个政权的构成和基本职能,既有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防止片面性,也避免了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的恶意诋毁。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2)确切表明了现阶段我国的阶级状况、政权基础与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我国的国家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则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而人民所包含的范围则十分广泛,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外,还有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者;只有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才能准确地反映目前我国的阶级状况。

(3)它建立在广泛的政治联盟基础之上。现阶段我国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者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一状况,有利于两个联盟的发展壮大。

(4)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与能力肩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而党的领导只是通过理论指导、把握方向、决定政策、考察选拔干部等方式予以实现,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理念。

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2.1 人民代表代会制度的涵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而形成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代会制度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也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而是有着中国特色而又科学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

2.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特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最好的组织形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人民代表大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3)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多党议会制。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不复存在;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就无法展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核心是党的领导。

2.3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2.3.1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涵义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原则。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多党的国家,9个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时存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紧密合作,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压迫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重要结晶。

2.3.2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

(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只有执政党与参政党,而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2)我国的政党制度不是一党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又有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这是完全符合中国特点的独特的政党制度。

(3)这种政党制度去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有着本质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或两党制,既有执政党,也有反对党和在野党,无论哪一党派上台执政,都是代表着本集团利益,而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它们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合作。

2.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一项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决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职权,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领导各族人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 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3.1 对社会现实状况缺乏客观、系统的认识

尽管八大前后,党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的总趋势做过一些正确、客观的结论,但是,还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长期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对已经比较突出的但并不属于原来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思想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定论,提出一套适应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工作方法。因此,当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攻击时,我们的党缺乏冷静的头脑,没有做调查研究,而是照搬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3.2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的情绪

从党的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抗美援朝战胜的巨大胜利,3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少党员干部、甚至是一些中高级的领导干部被前所未有的胜利陶醉了,骄傲思想由此而生。因此,在整风运动之初,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各级领导、党员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党内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精神准备,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把善意的批评当做恶意的攻击,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后来影响数十年的人才断层。

3.3 对“波匈事件”和国际反共逆流的影响反应过激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苏联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诋毁、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共逆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家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持了波兰、匈牙利人民的正当权益。与此同时,我们党内部还从波匈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原来这些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坚持,反而片面地、简单地把波匈事件复杂的经验教训归结为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没有做好,从而把匈牙利事件的情况硬套到中国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右”派扩大化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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