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认识论

摘要：科学研究如果以确定性开始，就会以不确定性结束；反之，如果以不确定性开始，且坦然地面对不确定性，就会以确定性结束。这正是混沌科学所揭示的新世界观图景：混沌蕴育和生成秩序，只有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发现确定性。在自然科学进入不确定性时代已近百年的情势下，正统经济学依然固守于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城而不能自解，它正在以一种反自然科学的方式追求着自身的自然科学化。现代经济学需要一场新的认识论革命，以不确定性世界观为指导，审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寻找自我革新的动力。

关键词：混沌；不确定性；经济学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9）01－００40－０4

熊彼特在《发展》一文中表达过一个经典的经济学认识论命题：确定性尚未揭示出来的唯一原因在于人类理解力的贫乏，但是我们并不应以此为理由，毫无根据地沉湎于对确定性的盲信①。20世纪混沌科学的问世，本应为解答熊彼特不确定性认识论命题提供难逢的历史契机，然而，即便是在混沌经济学日益勃兴的今天，与不确定性相关的经济学认识论问题仍未得到深入研究。这大概与正统经济学对确定性的坚定寻求及其影响不无关系。

一、正统经济学对确定性的寻求

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追求确定性。这种局面直至20世纪初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而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始，以“李嘉图恶习”为标志，主流经济学便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道路，寻求确定性也就成为其始终如一的学科目标。这种局面，即便是在20世纪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墙被推倒之后，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曾经表达过一个坚定信念：社会科学已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但经济学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它经历了一场方法论上的“牛顿革命”。而在哈耶克看来，先于现代经济学诞生近一个世纪，经济学中的“牛顿革命”就已经开始甚至完成了，理由是：以1861年威廉·配第的《人类的成长、增加和成倍增长》一文发表为标志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已经问世了②。到了古典时期，李嘉图声称经济学原理“具有与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确定性”，因而它“在认识论上具有在牛顿物理学上的成就同等的地位”③；随后西尼尔第一次提出建立“纯粹经济理论”的目标④。新古典时期，边际主义革命的先驱杰文斯一再宣称，经济学就是“效用与自利心的力学”，经济理论“像欧几里德几何学定理一样，是自明的”⑤；此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首次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从而将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推至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地位。在当代，自从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将经济学推至数理经济学的顶峰之后，阿罗、德布鲁等人进一步夯实了数量经济学的大厦，从此公理化、数理化和形式化使得经济学变得更为精致。

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诉求，使其不可能不把对确定性的寻求作为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学发展早期，如果有谁敢不承认“萨伊定律”就要“受到嘲笑”一样⑥，而在今天，如果那位经济学者不精通数学建模，就会自愧学养不足。在此背景下，主流经济学界难免不被如下信念所笼罩：仿佛经济学知识是确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以来，休谟原本是不确定性理论的奠基者，然而他的怀疑论命题竟然被经济学者用来求证经济学知识之确定性的论据。众所周知，经济学通往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是通过与伦理学相分离而开启的，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休谟是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的理论肇始者。休谟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确定的事实，“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价值判断⑦，而从逻辑学角度讲，从“是什么”不可能过渡到“应当是什么”，因为，这种过渡存在两个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在空间上，我们无法从有限跳跃到无限，即从实际观察到的有限事例（特称判断）跳跃到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结论（全称判断）；在时间上，我们不能从过去和现在跳跃到未来，即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跳跃到对未来的预测。

休谟这个原本属于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命题，伴随着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向经济学的渗透，最终被演绎幻化为一种绝对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形而上学⑧。而休谟命题“从无害的区分到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关键转换”，恰好为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提供了有力的立论依据⑨。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人类认识能力既然不能跨越这两个逻辑鸿沟，学术上的分工就应该让经济学留在此岸世界，摆脱烦人的价值判断，集中精力探索科学的经济规律，而把彼岸世界交给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以便为人类寻觅一个精神家园。据此，老凯恩斯刻意把经济学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科学和政策艺术（手段）⑩。从此学术界便有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野。这一观念最终被浓缩定格为一个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11}经济学试图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经济学纯化和自然科学化并最终自立门户的第一步，这其中所蕴含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

然而，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的一门学问”{12}，即便把伦理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界之外，它仍然无法摆脱其他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纠缠——效用的心理性、偏好的开放性、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备性、要素的异质性、货币的非中性等。这就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科学经济学如何面对其影响范围和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不确定性问题？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和奥本海姆对经典自然科学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作了研究和总结，他们发现经典科学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即“假定—推理模式”或“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13}。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这一经典自然科学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很快便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石。它通过完备知识、完备信息、完全理性、完全竞争、货币中性、制度中性、价值中立、零交易费用、稳定偏好序、企业同质性、资本同质性、劳动同质性、产品同质性、“其他条件不变”等各种假设，首先为经济理论的建构塑造一个按照研究者的目标易于处理的确定性经济环境，尔后再以“经济人最优化”为逻辑大前提演绎出一系列“确定性”的经济学命题。长期以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里从事理论建构活动的，并最终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基准理论模型——“五个不相关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莫迪格利安尼―米勒（MM）定理、科斯定理、卢卡斯货币中性定理和贝克尔－斯蒂格勒（BS）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描述了一个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竞争市场；MM定理描述了一个金融工具（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金融市场；科斯定理描述了一个零交易费用情况下法定产权的初始安排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产权市场；卢卡斯的货币中性定理描述了一个长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增长）不相关的完全货币制度；BS定理描述了一个执法体制（除法庭外）与执法效率不相关的完全司法制度{14}。上述五个基准定理实际上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根本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理想经济世界。

的确，这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可操作性，并使得获取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成为可能。但也因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削弱或牺牲了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招致广泛批评，甚至在主流经济学阵营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容忍把“人类日常商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对人们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却视若无睹：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企业何以存在？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利润来自何方？如果人的理性是完备的，要企业家干什么？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机会主义何以如此普遍？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经济制度和组织发挥什么作用？总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经济学还有存在的理由吗？也许这就是熊彼特作如下断言的理由：“客观而言，确定性即使肯定存在，也必须承认不确定性。”{15}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无从解释。有鉴于此，主流经济学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追求研究范式的自然科学化和经济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它区别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它引以为傲的根本缘由；另一方面，它在不确定性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苍白无力，则使其不得不反过来检视这种科学研究范式和确定性知识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这就是弗兰克·奈特得出来的结论：经济学作为“唯一有可能成为一门精确学科的社会科学”，“它享有科学的殊荣，但也必定具有科学的局限性。”{16}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穷追这样一个老套的问题：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17}？而恰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如果以确定开始，就会以疑惑结束，如果以疑惑开始，并且耐心地解决疑惑，就会以确定结束。”{18}这正是现代混沌科学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只有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发现确定性。

二、混沌与不确定性

对于混沌科学的意义，詹姆斯·格莱克有过一个经典评价：“混沌开始之处，经典科学就终止了。”{19}这意思是说，混沌作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它所揭示的混沌与和谐、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随机性相统一的新自然科学观，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新世界观图景——不确定性世界观：初始条件敏感性、反馈性、创生性、非理性、自相似性。

初始条件敏感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一。尽管早在20世纪初，庞加莱就在其《科学与方法》一书中预言了混沌科学的诞生，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出人意料地在计算机帮助下发现混沌之后，这门科学才真正实现飞跃发展。这其中，最著名的“混沌计算机实验”就是由洛吉斯蒂方程而来，该方程的一般形式可写为：X（t+1）=aX（t）（1－X（t））。假设该方程代表一个抽象的物种演化模型，它有两个吸引子：X是增长基数，即增长因子，（1－x）则把增长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即限制增长因子；换言之，当X上升时（1－X）下降。洛吉斯蒂方程数学实验向我们展示的混沌系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这就是，控制参量（a）一个极微小的变化便会对系统产生一个破坏性的扰动，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性质。学术界把这种初始条件敏感性称为混沌的“蝴蝶效应”：在巴西蝴蝶的一次拍翼，就足以在德克萨斯州造成一次龙卷风。这说明，一方面，由于混沌系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而，初始条件中微小的差错，便会造成最终结果很大的错误，在此意义上，任何科学研究的前提预设都不能自宣为是自明的，相反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对初始条件设定的谨慎原则；另一方面，混沌揭示了复杂系统具有不确定性的本性，对于复杂性系统而言，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由此，混沌确立了不确定性在科学探险活动中的优先地位。

反馈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二。洛吉斯蒂方程又被称为“迭代方程”，它通过奇特的“数学实验”给我们描绘了系统通往混沌的历程及其所具有的反馈性特征。假如前述方程代表的是一个人口增长模型，而所谓“迭代”，即是指从初始人口X（t0）开始，计算出新的人口X（t1），把这个新人口带入方程的右边，用以计算出下一次的新人口X（t+1），再把后者带入方程右边，如此继续下去，以至无穷。这个迭代过程表明，反馈性是混沌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混沌正是在无穷延绵的反馈链中产生的，换言之，“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20}。反馈性所带来的认识主体存在空间、行为空间、感觉空间和直觉空间的结构变化，标志着整个人类科学认识运动的进步和发展{21}。

创生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三。恩格斯曾说过：“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22}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具有创生性的本质特征。与牛顿世界根本不同，混沌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创造性世界。在牛顿世界中，物质只是完全盲目地服从外力的惰性实体，宇宙只不过是一个被调整好的精确时钟；按照拉普拉斯的说法，世界是一个必然性的链条，事物从一种状态按照铁的必然性过渡到下一状态，因而根据某一时刻的初始状态可以预言今后的一切事件，它们的全部未来都被决定了。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确定性本身已为人类活动扫清一切障碍，“上帝已经降低到给宇宙之书翻页的档案保密员的简单角色”（普里高津语）{23}，更谈不上物质和主体的创造性作用。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限制倒是许可的。”{24}混沌科学通过揭示世界的深层本质，完全颠覆了牛顿世界的本体论特征，从而科学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断言。在整个20世纪，量子力学完全改变了人们关于物质的原始概念，混沌科学则揭示出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从而把物质从决定论的枷锁中彻底释放出来，这使得物质“自然界有可能表现出发明性和创造性”，为新奇事物涌现创造了空间{25}。

非理性/价值理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四。根源于柏拉图传统，文艺复兴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倘若科学是理性的，那么它就是确定性的；理性提供普遍性，而普遍性又提供确定性，这就是牛顿力学为后人树立的经典科学观。由此，经典科学通过弃绝非理性或者价值理性的方式，树立了工具理性在科学研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被视为用来使每个人相信某个观点是确定而可靠的唯一手段；这种诉诸理性寻求确定性的极端方式，不但消灭了事物运动的自由空间，而且使得经典科学家们“不自觉地放弃了对自己的科学提出根本问题的自由”{26}。自大卫·休谟以来，理性履行此项承诺的能力受到根本质疑，在他看来，理性只不过是情感的奴隶；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则认为，全部的真实性不可能包含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除非增加系统以外的公理，否则系统的真实性将无法从其自身获取合法性证明。这意味着：其一，数论真理在数论中无法得到定义，真实性与可证性不是一回事，因而，形式主义数学观与获得正确的具有经验有效性的命题知识没有必然联系。其二，科学工具理性的作用有其自身的极限性，为了弥补工具理性的缺陷，应该承认价值理性/非理性在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革命中应有的作用。

混沌科学为以上两个论点提出了新论据。首先，我们从一个确定性的数学方程——洛吉斯蒂方程中发现的却是混沌行为，这说明，“数学终究只是人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个侧面”，因而通过数学方程（数理逻辑）求解方式搜寻确定性知识的古老梦想，有可能会破灭。其次，可预测性一直都是一门成熟科学的标准，然而，混沌科学表明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而在一个不确定性世界中，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秩序存在，但一个混沌过程确实是无法作长期预测的，混沌揭示了科学工具理性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不仅如此，混沌理论还以自然科学的身份站在审视工具理性的最前沿，从而承担起了拯救价值理性的任务，它在不摒弃和贬低理性的前提下，不但为价值理性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价值理性发挥作用拓宽了空间，从而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工具。

自相似性——混沌通过不确定性自发生成秩序的机制。混沌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的本质，而且发现了复杂系统具有混沌与和谐、无序与有序、随机性和确定性相统一的特征。费根鲍姆发现相邻两次分形对应的参数之差的比值惊人地趋于一个常数，这就是著名的费根鲍姆普适常数{27}。这一常数揭示了如下关系，即洛吉斯蒂方程分形行为是按照一个预先确定的规律性现象进行的，分形谱和混沌带具有无穷镶嵌的几何结构，并且同一行为在越来越小的尺度上重复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放大镜放大混沌带某数值之后的任何一部分，系统都会呈现出与该取值之前几乎完全一样的分形结构。学术界把这种规律性混沌分形行为称为“自相似性”：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相似的结构，并且部分与整体相关，即小局部展示的是大整体的结构。自相似性原理为我们从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提供了认识和方法论依据。一方面，科学认识总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这时，寻求确定性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永远限制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完全解释，这时，不确定性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原初动力。混沌通过揭示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来坦诚地面对不确定性，并为人类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提供了科学认识的光明前景。这不但使得“日常生活的对象变成了正当的研究对象”{28}，从而突破了经典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固有界限，混沌也因而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很多不同的学科和专业——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地质学、人类学、语言学和书法艺术，等等。

三、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认识论

混沌科学揭开了科学不确定性的神秘面纱，它对于我们思考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的生成方式，进而发掘不确定性的经济学认识论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是对经济学“假定不相关性命题”的再反思。1953年，为反击对新古典研究范式批判的新浪潮，弗里德曼发表了著名经济学方法论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其核心论点可概括为两个基本命题：（1）“与一个假说有效性的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的比较”；（2）“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29}基于前者标明的观点，后者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假定不但与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和真理性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要想获得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假定越抽象、越不现实越好。这个论点后来被马克·布劳格概括为弗里德曼“假定不相关性命题”{30}。此论点一经出炉便引发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论战，史称“假定之战”{31}。这次科学巨人之间的较量虽然最终无果而终，但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这确是一桩输不起的学术公案。主流经济学究竟能否赢得这场公案呢？混沌科学似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一次，主流经济学面临的敌手不再是反对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非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而是它所一贯奉若楷模的自然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特别是混沌科学。混沌科学所揭示的初始条件敏感性原理，向经济学“假定不相关性命题”提出了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的严峻挑战。虽然经济学假定方法有其内在合理性，这恰如弗里德曼本人所言，“科学的基本假设，其外表可能是靠不住的，但其中有发现、解释或组织论据的路径，这些论据能揭开表面上无条理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显示出更根本、相对更简单的结构。”{32}但是，如果据此断定经济学假定与经济理论之有效性的检验无关，这不但与经济学说史不符，也有悖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

二是“经济学事实”的再解释。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事实”的理解一直受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逻辑经验主义作为第一个成熟的科学哲学流派，它首先基于牛顿物理学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法，在拒斥形而上学和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基础上，赋予观察事实以纯客观的性质和优先地位。受此观点的影响，经济学中的事实经常被认为与经典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客观属性，这意味着，经济事实在经济学建模、证伪和选择理论时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判决性”作用。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理论模型与经济事实之间频繁地表现出相背离的性质，经济理论经常会面临被经济事实证伪的危险，这迫使主流经济学家又不得不采取“免疫策略”，不惜用拒绝经济事实的办法为其经济理论辩护。这样，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事实”问题上就不可避免地走向逻辑自反，陷入两难境地。显然，作为“被思维的对象”的“经济学事实”，是被经济主体选择、建构甚至刻意歪曲的反馈性结果，相比之下，它较之自然科学事实具有更多的非客观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此，当代科学哲学的语境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理论不再是命题的集合，而是模仿世界内在机制的模型集合；科学的话语不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话语，而是关于模型世界的话语；理论模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相似性、境遇性关系，而不再是固定的符合性、再现性关系。在这里，确定性虽然依旧是科学研究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它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不确定性。

三是对市场自组织性质的再解释。自《国富论》发表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自组织性质的研究，已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在此200多年间，主流经济学一直努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寻求方程组均衡解的办法来求证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性质——市场的自发性、有效性、均衡性、和谐性和优越性，从而为自由市场经济勾画了一个理想主义图景：自由的经济市场不仅是经济富裕的源泉，政治民主的源泉，而且是个人道德和社会美德的源泉{33}。这俨然就是一幅用数学模型构架起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社会图式”。在这里，自由市场就像是一个被调整好的精确时钟。这种对自由市场自发秩序的构造，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证明，还不如说是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坚定信念的内心表白。问题是，这样一个新古典世界，不是一个能够让人们在其中感受生命活力的创生性世界，而是一个人们不得不受现有理论及其证明者压制的静寂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价格反映了所有信息，理性预期把持着未来，自由竞争消除了不确定性。这种被动的、预设的“确定性解释范式”至少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首先，反映在理论上，这种范式根本无法解释市场秩序结构的自组织性质，从而也就无法解释市场的“有效性、均衡性、和谐性和优越性”。其次，反映在实践上，在当今世界，正是由于人们不懂得不确定性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和内在特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存有倒退至“通往奴役之路”的潜在危险。主流经济学的“确定性世界”没有说明市场经济的这些本质特征，因而误导了人们的认识和实践。

四是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再解释。长期以来，除了把价值无涉作为实证经济学优越于规范经济学的借口之外{34}，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从来就不曾对经济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理由，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倒是致力于运用现代博弈论阐释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道德哲学家高德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新古典经济学世界是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而一个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就是一个“道德荒芜特区”，在这个“道德特区”中，根本不会存在“道德约束的任何地位”{35}。相比之下，哈耶克的看法更为犀利，他斥责那些企图以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的方式达至社会正义的学者，实际上根本不懂得不确定性之存在本身，恰恰就是自由市场充满人性和道义的真实体现。在哈耶克看来，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在根本上否认了不确定性的作用，而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是不可能有正义可言的。撇开独断论成分，以哈耶克的批判来关照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待市场不确定性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法，其弊端有过之而无不及。混沌科学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摒弃前嫌，携手并进的前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不应纠缠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固执，而是应该积极寻求合作的希望。

注释：

①{15} 约瑟夫·熊彼特：《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8页。

②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③ 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发展与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 页。

④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8页。

⑤ Jevons, W. S. (1871),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p.55.

⑥ 盖伊·劳思：《经济学与混沌》，载理查德·H·戴等著《混沌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⑦ 大卫·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9－510页。

⑧ Carnap, Rudolf, The Unity of Scienc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Hubner, 1934, p.22.

⑨ 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⑩ Keynes, J. 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80, pp. 52－53.

{11}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0 页。

{12} Marshall, A. N. 1920. Principle, London: Macmillan, 8th end. , 1920; reissued ed. With annotations, by C.w. Guillebauid, 1961, p.1.

{13} Hempel, C. G. and Oppenheim, P. 1948.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ril, pp.135－175.

{14} 参见许成钢、田国强、林毅夫和杨小凯的相关论文，载于王小卫、宋澄宇编《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6} 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3、10－11.

{17} 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edited by Alfred S. Eichn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18} 亨利·N·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19}{25} 詹姆斯·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页。

{20} 阿瑟：《经济中的正反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6期。

{21} 参阅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0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23}{26}{28} 郑春顺：《混沌与和谐——现实世界的创造》，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50、452、8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27} 参阅张彦、林德宏著《系统自组织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29} Friedman, M.Essays of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 p.914.

{30} Mark Blaug.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2, p.91.

{31} 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32}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33} 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页。

{34} 劳伦斯·A·博览：《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35} Gauthier, D. Moral by 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84.

作者简介：张雪魁，男，1976年生，山东曹县人，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