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

内容提要 历史是文化的创制过程，文化是历史的文明结晶，二者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在历史与文化的传播中，史书的传播途径最为有效。在史书中，实录体史书有着特殊的承传功能。它的史料来源于原始记录和初级、二级史料性史书，这些史料经过实录的裁剪、整序和润饰后，很方便地为下游性史书所采掇，从而成为历代当朝纪传体《国史》、后修纪传体正史、编年史、杂史的史源。古代实录这种承上启下的史料流程，也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承传过程。因此，实录在中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贡献。

关键词 实录 文化 传承 贡献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23-09

一、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地位

“文化”简单点说就是“人化”，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前者是指被人认识和改造的自然对象，后者是指人对自然对象的认识和改造过程。自然既包括客观的自然世界，也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形成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识和改造，形成了伦理、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文化的成果和文明的结晶。另一方面，人对自然世界和自然本性的认识和改造过程，是文化创制过程，分别形成了自然探索史和社会实践史。二者相加，即构成了所谓广义的“历史”。因此，“文化”与“历史”，是二位一体的。历史偏重于文化形成的具体过程，而文化偏重于文化形成后的成果和状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对历史的记载和传播，就是对文化的传播和承传。历史与文化的记载和传播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前后辈之间的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二是文化的物质遗存，三是文字与文献记载。在这三种形式中，最有效的途径是依靠文字记录和文献记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书。无论当下的自然实验和社会实践如何生动真切，其成果如何丰富厚重，都必须通过文字文献的记载，特别是史书的叙述，才能有效、成规模和永续地被后人所知晓和习得，可以说，史书是洞悉往古人类文化的桥梁和媒介。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数千年间认识和改造自然及社会的实验、实践过程及其结晶，构成中华文明的根本表征和基本内容。中国文化被中国人创造后，通过上述三种基本形式向后流传、传播和传承，为后人所习得和发扬，得以薪火相传、永不熄灭。第一种是前后辈之间的传授和习得，往往通过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使中国的文化性格、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特征等代代相传。这种形式虽然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字和文献的记录相伴随，则会像某些原始部落和游牧民族那样，其文化很难积累、提高和光大。第二种是中国人活动和创造的物质留存，即所谓的“文化遗存”、“文物”和“古懂”，通过考古发掘、交易和展示为后世所知晓，影响后人的活动。但这种文化传播，有赖于后世的发掘，偶然性比较大，而且比较分散和凌乱，很难完整地复原历史过程和文化体系，基本上属于“文明的碎片”。第三种就是中国人留传下来的文字记录和文献记载，包括史书。这种文化传播的方式，是所有方式中最有力、最有效的，可以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中国人的历史过程，体现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完整体系。它对第一、二种传播方式都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和重大价值。对于言传身教代代相传的传播形式而言，文字和文献所形成的各种教材和历史教本，可以克服依靠口耳相传的局限，形成文化积累和创新，超越原始部落和游牧民族的文化积累上的缺陷，传承并光大本民族的文化。对于文物发掘和古董鉴定而言，文献记载是弄清其年代和背景的关键，是确定其基本价值的必要条件。傅斯年指出，考古材料等“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其中的《尚书》、《春秋》和《左传》就是史书——笔者）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因此他认为：“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5页。）因此，文字和文献记录，特别史书，是复原历史和文化的基本途径。

在世界所有民族和文明中，通过文字与文献记载历史与文化，以中国人的记载最为丰富、系统和完善。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史学的有效制度和光荣传统。文字与文献记载的最初形式是大量凌乱和分散的原始记载和档案材料，许多民族对此材料任凭其自生自灭，因此它们虽有文字和文献，却缺乏系统的载籍。与此不同，智慧的中国人民很早就发明了史书，通过将档案材料编纂成有体系、有系统的史书，来保存、传播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创制及其历史过程。中国史书的主流纪传体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载籍，除了谈人事的“纪”和“传”外，还有谈制度的“志”，其中还有谈自然变化的“天文志”、 “五行志”等。因此纪传体史书记载和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的实验、实践过程及其知识体系，是对“人化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晶的记录。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大多是从纪传体的“二十五史”以及由此改编的历代纪事本末史书中获得的。

然而，自萧梁以来，纪传体史书的形成，却受惠于另一种重要的史书，那就是实录体史书。实录在史书之链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性的一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承传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实录体史书与古代史料储备制度

实录体史书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古代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史料储备制度，为实录修撰提供源源不断的史料，这些史料便是历史的进程和文化成果的原始记录。

所谓实录体史书，就是源于南朝萧梁时期、以皇帝及其朝政为记载中心的特殊的史学体裁。它的基本特点在于其“编年附传”的形式，即以皇帝的编年为纲，以大臣的小传为纬；以编年体为主体，以纪传体中的列传为辅助。南宋陈振孙称实录体的特点是：“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起居注•建康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晁公武更明确地指出：“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氏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近起于唐（唐是代表，实源于萧梁——笔者），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晁公武著、孙猛校注：《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实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编年附传”是实录体的标准体裁，而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实录去掉附传，是实录的一种变体。

除了编年附传的特点外，实录体的另一特点是萃聚史料，即它较少用编纂者的语言去叙述，而是将原始档案，如诏令、奏疏、公告、报表等文件加以取舍和裁剪，再用简炼的语言进行连缀，形成以史料为主、以叙述为辅的史书形式。

实录体史书最早的一部是梁代周兴嗣所撰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的历史。实录体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唐实录》的修纂，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21朝皇帝，皆修有《实录》。此后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都修有完整而系统的实录。这些实录无论体裁怎样变，其以本朝皇帝及其朝政为记载对象的基本内容没有变。既然是以皇帝为中心组织材料和史实，因此所记历史一般都是国家的核心历史，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