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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众审美趣味的转变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2-11-09 15:50:06 点击: 推荐访问: 大众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工作报告 审美

摘 要:《潜伏》和《借枪》作为近年谍战剧的精品,获得了喜人的收视率。这两部戏是同一原著同一导演,同一班制作人员做出泛娱乐时代引起大众兴趣的红色谍战戏,其热播现象说明大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对“英雄”形象有了新的理解;悲剧审美意境带来的心灵震撼之后大众审美心理的平和,悲剧的崇高与荒诞最终走向了喜剧的轻松和黑色幽默;原本信仰危机的主题发展到执着生活的处世哲学。

关键词:《潜伏》 《借枪》 审美趣味

2008年的《潜伏》与2011年的《借枪》是近几年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认可的红色谍战剧。两部戏导演姜伟,原著龙一,且都是东阳青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可以说《借枪》是《潜伏》的姊妹篇。姜伟在拍摄《借枪》之前就曾经表示,“《潜伏》太像戏了,想要拍摄一部贴近生活的谍战剧”。于是,《借枪》出炉了。对这两部红色谍战剧,各大媒体做出了各色各样的评论。在当下的泛娱乐时代这两部红色谍战剧会引起大众如此的兴趣,这种热播现象是否说明大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对“英雄”形象有了新的理解、大悲剧的审美意境给大众带来心灵的震撼、人们也或多或少感觉出剧情的荒诞与虚无、原本“信仰”的主题却被大众重新阐释,这些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

一、新英雄主义审美观

随着近年来谍战剧和革命题材影视剧的热播,大众对“英雄”的审美理解发生了新的变化,新英雄主义审美观逐渐建立起来。过往文艺作品中的“高大全”形象,集机智运气勇气于一身的英雄形象等已经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英雄任务神性光环的不断扩大,使观众对这些英雄人物产生了质疑。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红色经典的各种消解。“新英雄”主义在原有英雄主义情怀的基础上又充满了人性化、生活化,他们有缺点、他们是更真实的“人”。与高大全的政治代言人的旧英雄相比,他们更具日常化,情感化。生活中的英雄,这才是当今时代大众关注喜欢的,而充满硝烟的战场杀敌形象在大众的审美兴趣中早已逐渐被淡化。从《潜伏》到《借枪》,从余则成到熊阔海,这一发展路线恰好印证了大众的新英雄主义审美观的彻底转变。

《潜伏》的男主角余则成是一名为了执行任务而秘密潜伏于敌人之间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死守革命任务,周旋于日本人,特务与生活事务之间,面对革命,他义无反顾的执着,善良,朴实,讲义气。虽然在敌人阵营中也位居要职,但并不富裕。对于组织给他安排的“妻子”体现出来的既有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与关心,最初也有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的体现。但是,这个角色还是有很多神化的痕迹。他对工作近乎完美的忠诚,他最初对翠平不尽人情的教导,对恋人左蓝感情的压制,这样完美无缺的设计,使这个人物身上总有一层崇高的光环。余则成不会死,主人公总能顺利脱身并且把敌人耍的团团转。当然,他的对手必须很多,而且必须一个比一个奸诈狡猾,不然,战胜敌人就显不出主人公有多神勇。与《潜伏》中的余则成不同,《借枪》里的熊阔海,用导演姜伟的话说,是更接地气的一个英雄人物。《借枪》更重视人物生活细节的倾斜与回归,所以,你看到熊阔海一出场就拉家带口,一身穷困面临房租问题,时常眉头紧锁,会像个痞子一样对谁都讨价还价。熊阔海这一生活味儿十足的平民英雄比余则成更多了几许真实。

二、悲剧氛围的冲淡

《借枪》没有了《潜伏》的强烈的英雄主义悲剧气氛,但更加表现了剧情的转折性和悬念,延续了编导的黑色幽默作风,使本剧在紧张却又从容不迫的氛围下更添趣味性。

《借枪》风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观众审美经验的影响。《潜伏》谍战剧在各电视台的迅速流行,即为电视观众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但同时又接受着观众的考验。谍战体裁在中国影视中早有出现,早期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羊城暗哨》等作品早已家喻户晓。所以,很容易导致大众的审美疲劳。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谈到戏剧和小说对观众的影响时说道“作品对我的全部期待就是:把我置身与作品之中,从内部去认识它。”[1]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之处正是将观众带进剧情,诚如杜夫海纳所言,观众不仅仅是作为欣赏着同时还属于作品,同剧中人物在一起,了解剧中不同的人物。此外,一部作品的性质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历时性的视野结构只有在共时性的观赏中,才能实现其功能。观众的欣赏过程即是现实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因而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本文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在审美经验的主要视野中,接受一篇本文的心理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只凭主观印象的任意罗列,而是在感知定向过程中特殊指令的实现。感知定向可以根据其构成动机和触发信号得以理解,也能通过本文的语言学加以描述。”[2]可见,审美主体在欣赏某一作品时,已从所熟悉的同一类作品中获得了一种先在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产生了对新的同类作品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在信息化不断加速的今天被文艺创作者们加以利用,所以,在《潜伏》中,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员潜伏在敌人的心脏冒生命危险为本党窃取情报的正义故事,观众还可以结合自己当下的审美经验和个人经历有不同的理解。首先是对绝对正义的消解。余则成很多情况下,为了达到收集情报和保存工作主力的目的也牺牲了别人的性命。余则成的顶头上司在信任余则成之后,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让人觉得敌人并不是脸谱化的,永远是坏人。而且,剧中很多对于复杂人际关系的细致推演,也确实能在当下找到它的现场版。所以,里面关于人际关系的具有哲理的话很快在网上风靡。

但是,《潜伏》里的英雄太过于完美了,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革命加爱情”模式:农村女性和小资女性的革命信念全是由一名男性来引导和坚定,虽然男主人公活的悲壮,但是,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身边总不缺乏女性的迷恋与陪伴。所以说,余则成这个英雄太像英雄了,《潜伏》这部戏也太像戏了。而在《借枪》中,更多展现的是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为观众呈现的是人生百态图。剧情发展绝不是主角单方面的推动作用,而是所有角色共同作用。事情绝不是都在男主角的计划当中的,张嘉译展现的熊阔海完全打破了观众心中的英雄形象。他行事说话像个地痞流氓,他对工作认真对党忠诚,但也为生计发愁。他没有余则成那样工于心计,面无表情,也没有余则成那样行事为人谨小慎微滴水不漏。比起余则成,熊阔海这个英雄更接地气。

从《潜伏》到《借枪》观众的审美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英雄”这一定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编导将英雄设定不断接地气的一个主要原因。观众在经历荒诞审美的沉重之后,过渡到了到黑色幽默的轻松,并且很享受这种审美心理变化。显而易见后者带来的审美体验更接近观众的日常生活经验。

三、对信仰的躲避到对生活的执着

在《潜伏》中除了英雄主人公出神入化的间谍游戏以外,人们也热衷于谈论剧中的几个反面人物,尤其是吴敬中的人生感悟与谢若林的处世哲学。从中可以折射出大众对所谓的信仰漠视躲避,看出官场与商场的规则。这其中自然包含现代人解读历史的合理因素,但也折射出当下人们精神信仰的缺失。天津站站长吴敬中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他看破世道的颓唐和对余则成的信任欣赏,透露出反面人物的真实人性。吴敬中对余则成说“不为那点特权,谁愿当官儿啊!‘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8个字我研究了15年,结果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番话折射出官场的生存法则,既真实又可怕。玩世不恭、金钱至上的谢若林说出了当今拜金主义的商场之道:“那帮当官儿的,满嘴都是主义,其实肚子里装的都是他妈的生意”“我现在放这两根金条,你能告诉我哪根儿是高尚的,哪根儿是龌龊的?”“你断人家财路,人家会断你生路的。”这两个人的处世哲学在当今社会受到大众的认可,这样的人在官场和商场还真的会四通八达,然而大众对这种堕落人性的肯定透露出当代人信仰的迷失。信仰通过道德规范来评价,它应该是人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然而吴站长成为如何做官的楷模,谢若林变成商场模范。在现代都市社会,人们看重的还是现世的生存法则。这是需要我们审视、警惕、反省的文化现象。历史不能被解构,《潜伏》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当下人们生活心理的某种反映。

在《借枪》,信仰危机依然存在,但是姜伟在本剧中以大量的冷幽默来为自己的信仰作注解。在熊阔海无奈又幽默的话语中,在杨小菊令人捧腹的大段文言文式的台词里,都能见出导演对生活的执着信念的导向。熊阔海的口头禅是“缓缓”,在生活工作中面对困境,难以有效疏解,“缓缓”既是一句安慰的话,又是熊阔海的处世哲学。凡事临头莫慌张,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就压根儿没去过什么武汉黄埔军校,那地儿凉快吗?您哪凉快哪呆着去。”面对看穿身份的杨小菊,熊阔海只有把糊涂装到底。让观众想起曾经流行的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熊阔海这种地痞流氓的处世态度,很实用,也反映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反派人物杨小菊身上更是具有很多小人物式的幽默段子。 “说我贪赃枉法,可谓恨比岳飞,冤比窦娥啊。”杨小菊被举报用职务之便私挪组织经费后自言自语,一本正经的表情和语气为自己辩解。“我知道,魔法钻进了你的心,但魔力却折磨着我的肠。”被裴艳玲冷漠拒绝,杨小菊诗性大作。这大概是史上最有幽默感的特务了。

《借枪》比起《潜伏》不像是一部谍战剧,更象是一个贫嘴的有点小聪明的小人物的成长史。主人公熊阔海在生活的左冲右撞中,被动地被逼露出人性里最伟大的一面,并做出最震撼人心的选择。他更贴近我们生活,他不是高大英勇的一往无前的深沉绅士,他让我们嗅到自己和旁人的气息,他在戏里的喜怒哀乐,常常支配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他更让平凡的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当矛盾困难出现,是消极逃避还是咽下苦痛以小人物的方式过出自己的苦乐,《借枪》给了我们答案。

综上所述,由《潜伏》到《借枪》带给我们深刻的文化启示:影视这种审美认识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是观众理性的审美判断的形成,并进一步产生更高的审美欲望、审美趣味。而同时,大众更加日常化、生活化、人性化的审美趣味的倾向是评判一部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大众是当前文艺创作走向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影视剧情的审美,人们依然能体会其中的审美愉悦大众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对剧情做出更深刻的解读。我们在警惕大众信仰缺失的同时,应该肯定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注释:

[1] (法)米·杜夫海纳著:《审美经验现象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0页

[2] 〔联邦德国〕H·R·姚斯著,周宁 金元浦译:《走向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9页

参考文献:

[1] 陈晓云:《论电视观众的审美经验》[J],《求索》1991年第2期

[2] 张畅:《从谍战剧<潜伏>看大众审美趣味新变》[J],《戏剧文学》2010年第2期(总第321期)

[3] 张贤根:《作品的展现与审美经验的传播──一种艺术现象学的视角》[J],《传媒与艺术》2006年11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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