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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7篇)

来源:疫情防控 时间:2023-05-06 10:10:07 点击: 推荐访问: 对照 对照两个决议发言材料 对照五个方面个人检视剖析材料

篇一: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教师疫情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教师疫情基层治理方面的问题:校门口扫码工作教师漏岗情况、文具采买及校园垃圾无人负责、未带专用标识、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隔离教师和其他家人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教师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学校大喇叭损坏。

  二、具体整改措施:针对上述问题我校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领导班子、教师工作会议,对其相关问题教师人员再部署,杜绝值班教师漏岗事情再次发生,马上为隔离教师配备消毒液和体温计,协调配置隔离教师专用垃圾箱,张贴明显标识;严格落实隔离教师代采买包保责任人,负责隔离人员隔离期间生活所需;对隔离教师家属纳入监管。

篇二: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基层反映:当前疫情防控中所暴露的不足之处亟待弥补:疫情防控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基层反映:当前疫情防控中所暴露的不足之处亟待弥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全民慈善热情被充分激发。这场疫情是前所未有的国难,全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令人感佩,但防控疫情是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实践已检验和暴露当前工作中的诸多不足。正如湖北省纪委监委通告提及湖北红会的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发布错误等问题;又是正值春节长假且赶上为了防疫而延长假期,加上简单粗暴的封村封路,生产、物流复工困难;还有医学专家对于如“儿童不易感”、“病毒能人传人”等公众关注问题的不同表态引起不小的争议。

  对此笔者认为,针对当下在疫情防控中所暴露的难点、堵点与痛点,足以引以为戒,为此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建立疫情物资捐赠社会选择机制。在全民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不宜局限于几家官方慈善组织接收捐赠,而是要尽快取消限制,只要依法登记、有救灾应急宗旨的慈善组织都可接收物资捐赠。方能加快培育更多应急类慈善主体,让社会公众有更多选择权,推动官方慈善组织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同时要完善疫情捐赠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在疫情、物资等公开信息的发布,收集疫情信息后的动态防控地图等方面,都可以让信息传递更加高效,也有助于让公众更好地配合防控,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自己并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

  其次,要建立疫情严重地区协同合作机制。地方政府要联合同级民政部门指导成立疫情严重地区慈善组织协同合作平台,吸纳当地有专业应急能力和疫情防控经验的慈善组织、企业、个人等参与到整个疫情应对体系中来。例如武汉防控指挥部就指派医药物流公司九州通协助武汉红十字会分装物资,从而让拥有信息化系统与精准匹配机制的电商平台和物流服务担任更重要角色。

  再者,专家作为沟通的桥梁要有受众思维。在同一个时间点面对同样的数据,如何理解如何分析,以及如何向公众表达,对专家群体来讲是一门值得认真琢磨的学问。比如专家发言时不要太惜字如金,让人揣摩言外之意、话外之音,而是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公布疫情信息不但要谨慎,更要提醒公众注意未知风险、注意卫生常识不会造成负面后果。卫健部门也需尽快明确不同场所、不同人群科学使用医疗防控物资的标准。如居家者不必戴口罩,而不直接进入病房,也没必要佩戴kn95口罩。故而普通人群不必争抢、囤积口罩特别是高等级防护口罩,避免浪费紧缺资源。

篇三: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矛盾一:保供矛盾,保供的便利需求同防控之间的矛盾

  1.线上线下的矛盾。一方面,最后一公里问题。配送人员不能进出小区的情况下,所说的“线上”,同一般所指线上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况下,只能靠配送人员,配送至门口,引发居民抵触情绪,特别有些小区步行间隔

  较长。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老年人不能纯熟使用线上操作。疫情会进一步激发这一点,无数的平台,无数的小程序,无数的配送规那么,作为千禧一代,都有点应接不暇。

  2.各方主体之间的冲突。分为三类,一类主要站在居民需求,一类主要站在站在疫情防控,一类本应该协调这两点没有协调好。第一类,包括商家、物业、居民。具有强烈的使购置过程更加便利的愿望。其中商家总想进入小区,送到单元门口或者按户配送。物业可能因为利益参与其中,与志愿者或者干部形成冲突。居民肯定支持此种行为。第二类包括各种疫情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与一类人产生了矛盾。第三类人主要指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主体,应从中协调此类矛盾,而现实情况是,协调之余,也会出现站在第二类人的立场中。其中有无利益,值得考虑。

  3.供需不畅引起的价格矛盾。涨价问题。这一点之所以放到第三点来说,是因为极易发现,居民不满就会各种方式发表意见,另外监管部门极易处理,重罚树立典型。除个别地方,只是短期矛盾。

  矛盾二:政策之间的矛盾

  1.因时间引起的政策矛盾。日常各地采取的防控政策,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下文统称方案〕为主要指导。但实际情况确实灵敏多变,诸如中风险区,方案中说明“人不出区,错峰取物”。可对于进入呢?一般低风险来的人员,都可以进入中高风险区。因为某一时间情况的严重性,有些中风险区会出现不进的情况。另外有些低风险区也会参照中风险区管理,诸如有些地方的提级管控。本质来说,上述情况,都与方案产生了冲突。

  2.因管理层级引起的政策矛盾。通俗来说,因shengshiqu发布政策,有一些详细内容不一致,让人产生无所适从。外表看,上层级政策可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但到基层,矛盾会被完全激发。

  矛盾三:执行与政策之间的矛盾

  1.权责不一。基层执行责任重大,这点有目共睹。但有什么权利呢?工作主要方式是以劝导为主,遇到一些剧烈冲突,很多人都会选择息事宁人,报警的情况都很少,因为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费事。很多矛盾较多的情况,倾向于公安干警值守,但这个力量极其有限。

  2.特殊情况产生的矛盾。比方一些没考虑到的必须需求,孩子的奶粉,需要出去找一些没有线上的渠道,还有小区一些孤寡老人需照顾;比方有很多值守人员,接到各种,需要一些通融,这点不细说。

  最后,疫情快三年,对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宏大影响。我们不能寄望于没有疫情,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也不能想着如何不遵守防疫规定。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关注各种信息,关注各种政策规定,在这个大前提下妥善安排自己的生活,让疫情影响最小化。

篇四: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从疫情防控看基层社会治理疫情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从疫情防控看基层社会治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大考,检验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应该说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社会力量动员机制还不够健全。初期基层组织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思想上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属于仓促应战;面对日益严格的封控措施,基层社会力量没有真正下沉到社区、村庄,只有基层干部和少量志愿者投入战斗,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疲力尽;在抗疫一线,基层党员干部大多运用上门宣传、微信群等方式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缺乏全面、系统的网上动员平台。总的来说,疫情防控初期基层力量整合不够。

  部分极端治理举措存在偏差。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依法合理有序地落实工作责任,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但也有部分干部存在“一刀切”思维,片面追求治理的视觉化效果,脱离实际采取极端化措施,甚至多地出现粗暴执法,“封路封村封户”,强行阻碍正常交通运输。这些举措法律上无法可依,形式上简单粗暴,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影响群众基本生活,干扰正常社会秩序。

  治理举措务实成效有待提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格防疫”、“数字防疫”等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政策举措虚化较为突出,部分干部只做表面文章,“口号多行动少”“重部署轻落实”,工作着眼于回避责任,而非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特征,数据报表耗费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及期待,无助于提升疫情防控效果。

  基层干部和群众心理服务不够完善。基层党员干部连续奋战2个月服务广大群众,承担了大量繁重、琐碎的工作,没日没夜,身心疲惫,情绪存在一定波动;部分群众因疫情管控出不了门,也出现一定的焦虑和狂躁心理,需要加强心理疏导。基层干部、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极待解决。

  下一步工作建议

  针对问题,围绕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的要求,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快完善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努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就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健全落实社会力量动员机制。要健全群防群治机制,把群防群治的触角延伸到户到人。全面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真正形成一呼百应、来之能战的群防群治局面。健全线上动员机制,健全全市统一调度、分级分层管理的社会力量动员信息平台,最广泛吸纳群众关注和参与,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增强社会力量动员水平。

  完善落实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要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支撑,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党员下沉机制常态化,把基层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位,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案演练到位,把各类社会组织动员到位,把整合各方力量的机制健全落实到位。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能力问题,系统培养基层干部的善治思维,真正提高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强化基层法治保障,进一步发挥法律顾问、“律师进社区农村”等法治保障作用,加强法治宣传,引导基层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完善基层工作人员保障激励机制。由组织部门牵头,加快建立社区工作者、农村干部绩效工资体系和正常化增长机制,提高工资待遇。进一步落实基层工作人员年休假、体检等待遇制度。健全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制度,提升能力水平。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招录中,给予适当倾斜政策。表彰慰问优秀基层工作者,落实对疫情防控一线社区工作者的相关扶助补助政策。

篇五: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339420__0年疫情防控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心得体会理论文章课题论文经验做法:疫情防控

  339420020年疫情防控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心得体会理论文章课题论文经验做法

  在此次疫情防控总体战中,基层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经历了一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在这次大考中,基层治理经受住了考验,广大基层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经受住了考验

  这次抗疫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这样一次集中的大考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您对此怎么看?

  基层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经受住了考验,广大基层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经受住了考验。

  疫情期间,我和基层干部有广泛接触。两个多月来,很多人一直坚守在一线,不能回家也不敢回家。不能回家是因为随时有事,不敢回家是因为平时在外面暴露,担心给家人带来风险。疫情当前,他们都坚持下来了。疫情防控是对干部政治素质、专业素养和群众意识的全面检验,我认为基层干部队伍在这次疫情大考中得了高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是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

  疫情防控为什么可以打成人民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党始终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在疫情防控战一开始,党中央就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事实也证明,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组织动员下,群众被有效组织起来,尽量做到自我服务,减轻了政府和社会负担。

  基层治理体系的应对能力也经受住了考验。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组织体系迅速从常规状态转换到战时状态,这种“平战转换”的治理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一大优势,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基层应对疫情的能力。

  如何把抗击疫情的战时状态运用于平常的为民服务,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疫情防控对基层治理的全方位锻炼,客观上将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及时总结实践做法,基层可以把治理能力提升一个台阶。战时状态下的很多经验,都可以转化为常规治理。比如,将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延续下来,用于常规的为民服务,就会在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之间形成正循环。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体现在真正深入群众,做“人”的工作上。此次抗疫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做好群众工作,而在群众工作中,动员和组织群众是第一位的。善于动员和组织群众,让群众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在制度设计上有比较成熟的模式,并进一步在磨合和战斗中形成治理共同体

  抗疫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比如领导小组、指挥部,您对此怎么认识?

  我们党有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全党围绕中央形成统一整体,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动员全民出击,关键时刻把各方面资源迅速集中起来。x保卫战、x保卫战,集中了方方面面的资源,还发动了志愿者。制度设计上我们也有比较成熟的模式,比如领导小组、疫情防控指挥部。只要有重点工作,就可以用这种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所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像领导小组、指挥部这样的组织形式,它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呢?

  学术界有“无缝隙政府”的概念,所谓“无缝隙”,是指一种弹性的、灵活的、适应性强的、跨功能的、效率高的组织形态。政府部门之间有缝隙是常态,否则就不会分部门了。但在抗疫过程中,条块之间、条条之间,这种“缝隙”实际上弥合了很多。虽然各个部门职能不一样,但大家都在同一个领导小组或指挥部里共同做事,比如有的在物资保障组,有的在医疗救治组。在这个治理共同体内部,所有的事情,商量协调起来效率更高。这样就对组织资源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动员,正式的治理机制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也相互配合。当然,这种治理共同体,也是在共同磨合和战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

  在抗疫过程中,有哪些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让您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的是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支援基层疫情防控。没有增加治理资源,把干部沉下去,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参与消杀、给孤寡老人送菜、测量体温等工作,把基层工作做扎实了。对于下沉干部来说,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治理重心下沉,意味着权力、资源也要下沉。下沉是基层治理改革的方向。

  困难面前,群众和基层干部站在了一起

  此次抗疫,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怎么样?

  总体上,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是高的。一方面,群众能够客观认识基层治理和基层干部的不易,困难面前,群众和基层干部站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基层党员群众以不同形式在支持基层工作。比如,很多社区党员参加了社区的青年先锋队,很多居民成了社区志愿者,他们和下沉干部、基层干部共同抗疫,结下了深厚友谊。

  街道、社区用一件件事情把群众组织起来

  有分析认为,相较农村,城市主要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原子化程度更高,这导致城市基层社区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天然较弱。您怎么看?

  城市看上去是原子化的,但要组织起来也并不困难。比如一些社区以楼栋为单元建微信群,网格员当群主,大家一起团购蔬菜。有很多类似的切入点,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把群众组织起来。基层干部和群众彼此熟悉了,建立起了联系,组织力、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强,就会转化成治理能力。

  您为什么格外看重组织和动员群众?

  我们团队的贺雪峰教授分析提出,党领导基层治理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提供服务,简单讲就是投入人力投入资源,把钱投下去把事做成。第二重是通过做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没有新增加资源,或者新增加很少,但把新发生的事情办得很漂亮,整个治理能力提升了。还有一种,治理能力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办事效率提升,解决了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疑难杂症。第三重境界是群众的主体性被激活了,可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一定要善于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不搞包办代替。

  疫情防控需要精准掌握海量信息,大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数据为此次疫情防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您怎么看大数据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

  在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一是减少了政府部门间的“缝隙”。疫情防控是以战时体制运转的,这就决定了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都需要较高的协调性。大数据让很多碎片化的信息有机整合起来,进而减少了“缝隙”,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抗疫期间,一些网络平台汇集了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群众求助信息,形成了有机数据,为摸清底数、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二是大数据为精准防控提供了条件。说到底,疫情防控是建立在海量信息收集基础之上的,每个人的健康、流动信息,都关系到防控措施的落实。但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不仅不全面,且速度过慢,而大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各地在推行的“绿码”,极大方便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战时纪律是战时体制运转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工作保障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抗疫过程中,人们看到一大批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同时也看到纪检监察机关激励保护基层干部积极性。您怎么看待纪检监察工作发挥的作用?

  纪检监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保障执行。比如,大理市违法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市)防疫口罩,被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传递出强烈信号。督促各级干部迅速进行“平战转换”。疫情初期,通过严肃查处不担当、不落实的典型问题,激发干部队伍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比如x黄冈对一问三不知干部的处理,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效果。对个别临阵脱逃、工作不负责的党员干部及时处理,保障了战斗力凝聚力。总之,战时纪律是战时体制运转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形成了步调一致、共克时艰的局面,保障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重心就在实实在在做事、实实在在跟老百姓打交道上

  在完善基层治理、补齐短板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要不断调整基层工作重心。基层的工作重心不能耗费在一些不必要流程上,而应该在实实在在做事、实实在在跟老百姓打交道上。从去年基层减负年以来,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以及对县乡村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等大幅减少,受到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基层要减负,要有实际做事的更大空间。做什么,怎么做,都要倾听群众心声。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治理事务多样且难以标准化,群众的诉求也比较多元化。因此,要下决心把为群众办事的时间和空间更多留给基层。

篇六: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2020年第19卷第17期基层治理能力视域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以隆回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袁丹清【内容摘要】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当下,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政府正经对国家形象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都造历着一场大考。最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成一定程度的伤害,疫情之严重或已远远超过所有善良或乐观的底线预期。不仅考验国家治理能力,也考验着党和政府官员、企业、社会,更考验每一位公民的心力、智慧和韧劲。在这一场现代公共安全危机处理过程中,地方政如果出现系列性的决策失误和措施不当,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府治理面临着压力叠加或考量失衡的风险,而造成国家元气的损伤。如何面对历经改革开放42年爬坡转型的大考,如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1]度进程中淬炼基层治理能力,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探讨提升和淬炼基层治理能力的基本经验和主要路径。文以隆回县疫情防控为例,【关键词】疫情防控;治理能力;突发卫生事件【作者简介】袁丹清(1976.5~),女,中共隆回县委党校副校长;研究方向:经济管理、科学社会主义、“疫情”一大考中隆回县淬炼基层治理能力的经验和成效“疫情”形势之严峻,容不得疫情过后再痛定思痛。疫情“四个意识”,“四个自信”,隆回县切实增强坚定做发生以来,“两个维护”,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面出击、严防死守、多措并举,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生命战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积极成效。阻击战、J].民间文化论坛,2007,1:98~100之重[[4]J].贵州民族陈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2007,27(2):97~101研究,[5]郑萍.傣族水文化象征意义分析[J].民族文学研究,2004,3:92~97[6].北京:民族出版刀波.傣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说[M]2010社,[7]EB/OL].http://baike.baidu.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rn/view/1006148.htm[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历史调查3[[9].俸俊馨.试论傣文对傣族民间文学繁荣发展的贡献[J]2001,18(6):87~89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0]李光华.民间剪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云南芒市傣族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为例[(3):49~54[11]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尚衍斌.泼水节溯源与传播小考[(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3):82~86[12]赵世林,田婧.民族文化遗产的客位保护与主位传——以傣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J].云南民承—(一)深入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基层党组织既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也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隆回县在这次“疫情”大考中深入实施“红色引擎工,注重以党建引领,统筹自治、法治、德治,积极探索社会程”治理新思路,新方法,切实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多措并举,确保县镇村三级同频共振、汇聚合力,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推动力量下沉、管理性成效。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2010,27(5):52~56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D].中央民族大学,2004艾菊红.傣族水文化研究[[14].中央民族大范宁.当代德宏泼水节形态研究[D]2012学,[15]J].云南民族学院杨光远.德宏傣族的佛教和原始宗教[2002,19(1):72~76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J].民族艺术研究,1994,1:20施之华.傣族泼水节探析[~25[17].民族论覃娜娜.傣族的泼水节及其文化内涵探析[J]2009,2:50~51坛,[18]N].德宏团结报,泼水节暨首届红木文化节精彩纷呈[2012-04-17(1)[19]N].云南日报,2010-04-15(2)德宏欢度泼水节[20].北海日报,2013-03[孙敏.泼水节将限时限点取水[N]-23(6)[21]N].德宏团结颜斌.泼水节期间全州开展活动近80项[2014-04-17(1)报,[22]N].德宏团结报,2015-曹园雅.泼水节文艺节目确定[03-28(4)23]N].德宏团结报,2013-04-21(1)[险象环生的泼水节[·206·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201917

篇七:疫情防控和基层治理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梁家栋,等:疫情防控中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检视与提升策略研究城乡建设与发展疫情防控中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检视与提升策略研究——以H镇J村为例梁家栋,白 虹,郭家琪,陈 旭(武汉轻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48)[摘要]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国内逐渐得到控制,但在疫情防控早期,农村作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薄弱地带,因缺乏应急管理经验和地域环境差异大、居民防护意识不高等,暴露出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以基层组织定位和职能发挥的基础上,通过调研走访和结果数据分析,对基层组织存在的短板进行思考和分析,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提出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创新策略,为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提供有益思考。[关键词]新冠疫情防控;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基层组织;危机与应急管理[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1 问题的提出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严重危害到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一场疫情牵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快速反应及时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需要全民积极参与的“抗疫战争”,做好防疫工作在人员和社会综合管理两个层面需要上下协同一致,尤其是在基层一线,在核实人员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发挥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积极性、灵活性,有助于推进基层治理达到社会和谐共美的结果,共筑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时至今日,城市地区的社区管理服务已经达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通过实践研究出许多高效可行的社会治理措施和工作方法,但也暴露出基层组织的协作能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下、法制观念较弱等问题,特别是未能充分发挥国家整体应急管理体系的优点,表现出我国基层治理能力总体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然而相较于农村地区,由于村民居住地不集中、无物业管理、无社区服务等问题,疫情防控的重担就落在了地方两委的肩上,并且考虑到村民生活地区的分散性,居民身份复杂,防护意识不强,也就导致了在信息传达、入户核查、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地势起伏大、气候多变、路程偏远等因素给地方的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严重影响。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加剧了防控工作的严峻性,使地方农村基层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大形势,通过对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的调研,借助于治理能力评价模型,对基层组织治理能力特别是应急管理能力进行评价与反思,并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创新策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2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2.1 关于政府危机与应急管理农村基层组织和政府部门作为公共部门的代表,是作为应对“疫情危机”管理的先锋,在使用社会公权力过程中必然会显现自身优点,亦包括无法回避的问题。2.1.1 政府部门与社会管理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政府与社会管理紧密相连,珍妮特与罗伯特(2002)指出“政府”一般用于指代政府以及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等方面具有正式性、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和机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公共管理改革兴起,传统行政模式逐渐被更具高效、透明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所取代。公共管理逐渐显现出在政府部门社会管理中的高效性和公众认可性;欧文·修斯(1994)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以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理论的支撑下,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收稿日期]2020-09-01[基金项目]武汉轻工大学学生科研项目“疫情防控中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检视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sky2020184);湖北文理学院2020年度教师科研能

  力培育基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课题“新冠肺炎疫情下村级组织治理能力检视与反思”(项目编号2020kypyfy004)。[作者简介]梁家栋(2000—),男,湖北十堰人,武汉轻工大学行政管理1801班;郭家琪(2000—),女,湖北黄冈人,武汉轻工大学行政管理1801班;

  陈旭(2000—),男,湖北十堰人,武汉轻工大学汉语言文学1801班。[通讯作者]白虹(1969—),男,北京通州人,武汉轻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农村发展。-261-

  城乡建设与发展帮助公共部门提供产品与服务,管理主义进一步深化对目标成果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与生俱来的特性就是作为社会管理的主导者。2.1.2 政府在危机与应急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一案三制”模式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突发危机和灾害方面能够根据危机灾害的侧重点和特点制定相应的预案、体制、机制与法制,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扩展了经验。师容(2020)认为现代城市基层治理需要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的有效嵌入。随着经济社会繁荣,地区的层级管理、分类治理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当面临突发危机事件,政府必须担起责任,同时也能够给予政府在应对紧急情况中一次水平检验的测试和获取优秀经验的机会。陈淑伟(2016)认为政府应急管理职能的定位要兼顾国家安全观、决策情境、安全文化,实现常态与非常态职能管理的有序协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导者,在应急处理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优势和能动性,是社会应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角色。2.2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一词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公共或私人领域内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每当谈到治理,总是会让人联想到统治、管理,因而不能将“治理”看成是一种行为或者活动,它更应该被当作是一种过程并且最终目的是实现善治。2.2.1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是回应社会转型所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提出和发展是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得益于社会经济繁荣、公民财富增多、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所接受和推崇。李君如(2019)指出制度改革要建立起有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机制,并需要不断破除一切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薛澜(2013)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多主体共同规范和维护“权力运行”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包含民主化、法治化等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治理与变革协同一致的过程。因此,在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社会各条件因素剧烈变化的时刻,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出是对政府、市场、社会转型的重要回应。2.2.2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论框架与支撑。国家治理与治理主体能力相辅相成,体系以制度的形式为治理主体规划了功能导向与目标蓝图,治理主体能力的高低则会深刻影响到体系目标的期望和体系战略层面的调整。宋世明(2019)认为通过将国家制度和制度功能分别划分为三分层次和三个制度,通过提升执行主体能力建设、执行力,并完善制度执行责任机制是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唐皇凤(2019)指出国家治理以现代国家制度为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则以制度建设为动力。因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紧密相连的两个部分,互相完善互为保障。-262-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31卷第23期(总第499期)3 理论阐述和概念界定3.1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运行机制和理论逻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其中治理体系包含治理主体在为保持高效率而协调某群体或组织的人力物力等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为治理主体做出目标实现的路径蓝图,治理体系同时是一种机制的构建和创新,是在社会整体状况发生改变的情况之下做出的无限条件反应。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在行政执行力、治理能力建设层面的反映,其中执行力体现治理主体的主动性、效率性,有助于帮助对结果做出预期;治理能力建设表现在治理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社会舆论的反映,有助于帮助对过程做出积极调整。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离不开治理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继续对国家治理和基层建设提出更新的要求。于是治理主体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府简政放权的改革双重压力的推进下,亟需一个权威的、科学的体系指导,因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出绝非偶然。总体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图1 总体逻辑框架3.2 危机传播机制与网络舆情监测及舆论引导罗森塔尔(1989)将“危机”定义为对社会价值准则产生威胁并且潜在风险极大的必须做出应对决策的事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民众能够更快更容易发表个人想法和观点,并在网络环境中被转发,最终形成网络舆论。利用传播规律熟练掌握和运用危机传播机制,可以有效的在危机爆发初期掌握舆论主动权,使新闻媒体和社会传播为化解危机服务。因此需要及时建立起网络舆情监测,对于舆情风向及时准确把握,在获取舆情整体状况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干预,引导舆论向正确、积极的方向转变,避免引起社会恐慌。4 H镇J村的实证评估:一个地区实证通过收集数据、社会走访开展实证研究有利于验证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发展水平,以科学数据为基础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执行力量做出分析,是认识并掌握基层治理状况的需要,因此选择使用十堰市H镇J村的实证数据,作为验证本文评估的对象,明确治理主体的执行力、建设力。该村共有5个村民小组,共计约两千余村民,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务工,乡村空洞化和老龄化严重,经济增长缓慢,区域内多山多河流,山上

  梁家栋,等:疫情防控中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检视与提升策略研究城乡建设与发展表1评判标准和规范性界定措施 主体疫情期间能够及时响应上级号召、方式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各类紧急情况。 疫情期间按照封城的规定能够及时完备地为各村民提供生活所需、满足村民正常的医疗卫生需求。 危机处理与应急管理能力资源协调与调度能力社会管理能力舆论监控与引导能力组织村民参与能力协调矛盾能力村党委、村委会疫情期间能够对各家各户做到良好的政策宣传工作,并能够严格管控外来人员和擅疫情期间能够及时察觉并了解村民情绪的能够在充分尊重村民意变化,能够勇于直面、志的情况下动员村民参积极开导村民不满情与抗击疫情和人员流动绪,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 能够安抚村民情绪,使村民理解、认可、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各项要求。 管理等公共事务。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因封城引起的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和对政策不满引发的矛盾,能够将政策有效地宣传到位。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动在保证疫情防控不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并减压的基础上促进取得较高满意成果。 家庭、邻里和谐。 自出行的人员。 及时处置各类在尽可能物价平衡能够及时发现水灾、洪涝自然的前提下,保障村效果灾害、及时发现民大米、水果、蔬并送治疑似患者菜肉禽、生活用品和确诊人群。评价供应充足。 并妥善处理私自外出人员和外省外县市违规流动人群。 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土层较薄,可耕作面积狭小。距离湖北和陕西的省界较近,同时该村与郧西县隔江相望,联系较为紧密,具有人员状况复杂、人口流动量大、管理复杂的特征。该村的调研结果能够给予研究更加立体、多元的研究条件和要素,有助于对基层治理评估提供醒目、全面的效果。4.1 建立能力评估数据库本文以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案例实证调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将基层组织划分为村党委和村委会两类责任主体,突出党的领导和基层群众自治的特点;二是围绕目标对象治理能力表现进行调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危机处理与应急管理能力、资源协调与调度能力、社会管理能力、舆论监控与引导能力、组织村民参与能力、协调矛盾能力等6个方面对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做出评估,通过走访村民、与村干部访谈的形式了解疫情防控中该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的情况,获取相关数据;三是了解社会影响和治理经验成果,归纳总结数据分析成果,对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出建议。对6大类问题做出相应的评判标准和规范性界定,如表1所示。在收集到82份有效数据问卷之后,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得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满意度(好评度)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图4 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总体水平4.3 结果问题陈述与分析通过比较图2~图4中的分析结果,从总体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生活物资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从局部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地方两委在危机处理和管理、动员群众和协调矛盾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图2 村党委治理能力评估满意度结果在物资供应和服务提供方面,经过走访了解到,在疫情爆图3 村委会治理能力评估满意度结果4.2 通过模糊评价法对各项能力指数进行赋分通过模糊评价法,将评估结果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模型。具体措施:按照1~5分数单位,分别为“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赋分,通过罗列整体样本数据,将赋值分数进行平均处理的权重方案,得出结果并绘制成图。结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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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建设与发展发初期,地方由于信息不通畅、防护意识不高、危机意识和紧急情况反应度不足等问题,导致村民未能提前形成应对疫情冲击的能力,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也未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在生活物资、医疗卫生方面全部由地方两委及下属单位负责,培养防护意识则由基层组织宣传引导。例如:口罩、消毒液等卫生物资由村干部筹备发放,村医生则每天入户量体温并登记。在动员群众参与抗击疫情和协调矛盾方面,通过采访了解到,由于村党委工作人员数少,同时在封闭村镇、道路设卡、限制村民外出等方面明显缺乏经验,对于突然来袭的疫情危机在没有充分的机制指引、没有有效的预防性药物资源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无法大规模的动员群众参与到抗击疫情工作当中;并且农村地区家庭邻里沾亲带故关系复杂,极易产生矛盾,短时间介入调解并不能快速解决问题,且由于封城引起的人员流动限制和疫情防控工作中高度的压力,口头调解是此时最有效的方式;“下沉村社区”虽然可以缓解工作人员不足的情况,但由于初来乍到,对地方工作中的细节和条理不熟络、不了解,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动员力量,进而无法快速处理家庭、邻里矛盾等问题。5 启示与建议5.1 做好各种危机预警和预防演练工作基层组织应当主动做好各种危机的预防演练,扩大演练范围包括到:地震、洪涝、火灾、传染病、生态环境破坏、扰乱市场等,涵盖自然、人为、法律责任的危机种类,做好程序准备措施,及时召开村民大会宣传解释,迅速建立起预防应急力量,减少后知后觉带来的损失。5.2 提高舆情监测和引导意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提高舆情监测意识,发现舆情中的不利苗头并及时加以纠正,对传播虚假信息,误导社会民众的行为要尽快发现、严厉打击,提高舆论重视程度。对于危机事件的处理要妥善回应社会关切,树立正面形象,有助于减小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促使治理主体在危机事件中保持较高的战斗力,凝聚社会共识,为危机处理提供有益帮助。5.3 推进动员程序制定与创新,并加强演练了解并学习群众动员的方式,制定高效可行的动员方案,学习其他地区的动员程序,在法律允许的条件范围,借鉴社会-264-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31卷第23期(总第499期)其他部门的动员方式和经验,制定出本地特色动员程序,并定时演练,减少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时间损耗,提高应急预案的效率。5.4 坚持提升人文关怀促进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农村基层组织要倡导人文关怀,加强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积极组织学习会,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养,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监督管理的力度,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开展各项工作,取得群众信任和理解,团结地区各方力量,形成和谐的邻里关系,获得群众广泛认可和支持以提升工作效率。6 结束语疫情阻击战初期暴露出的问题体现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应面向多元化、现代化,坚持与时俱进和主动发展,在贯彻落实党的号召的同时,主动审视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缺点,牢牢把握住服务职能的优点。因此健全和完善基层多元治理体系,推进提升基层组织协同治理能力,强化政治功能和价值引导作用,加强干部管理,全面提高基层干部综合素质,丰富治理经验,对于社会治理具有良性意义。[参考文献][1][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澳)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4版[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师容.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22(01):87-95.[4]陈淑伟.应急管理职能定位: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创新的逻辑起点[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18(03):11-16.[5]李君如.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J].公共管理评论,2019,1(03):14-24.[6]薛澜,李宇环.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思维与改革取向[J].政治学研究,2014(05):61-70.[7]宋世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3(06):5-13.[8]唐皇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支撑[J].中共党史研究,2019(12):5-11.[9](荷)罗森塔尔.应对危机-灾难.暴乱和恐怖行为管理[M].赵凤萍,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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